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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杨自俭为选编翻译新论 ，这几年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研究翻译的论著与文章，重点是19831992 年间的，这 10 年我们的翻译工作领域扩大了，除文学艺术外，社科、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民族语文等方面的译著，不论数量与质量都有很大的发展 1；成立学术团体，创办刊物与出版社，开展学术讨论与翻译服务，加强国际交流等工作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理论研究的意识有明显增强，学科建设在各类文体翻译研究、译学本体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个层次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本文拟就 10 年来这三个层次的研究加以论述。各类文体翻译研究每个学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理论研究大都
2、是经验式的封闭性宏观描述，有的虽可称精言宏论，但范畴模糊，解释不一，当然谈不上理论的系统性。笔者认为，我们的译学研究 80 年代以前基本上处于这样的阶段。从 80 年代初开始各类文体翻译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进展，除文学作品外，新闻、科技、法律、社科、应用文等文体的翻译研究逐渐增多，上海科技翻译和中国科技翻译创刊后，科技和经贸等实用文体的翻译研究显著增加，此外口译研究也明显呈上升趋势。与过去相比有两大差异，一是翻译的题材和体裁广泛了，实用性的突出了；二是对文体特征研究的细致了。总之可说是进入了各类文体翻译的微观研究阶段。10 年中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著作有翁显良的意态由来画不成?(1983)
3、、刘宓庆的文体与翻译 （1986） 、 中国翻译编辑部的诗词翻译的艺术（1987） 、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 （1987） 、方梦之的科技英语实用文体 （1989） 、袁锦翔的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1990） 、刘重德的文学翻译十讲 （1991）等。这些著作有的研究了文学中的小说、诗词、散文、戏剧的翻译艺术，有的研究了科技、新闻、社科、公文和应用文等翻译的特点与技法。各类文体翻译研究的论文发表很多，仅举几个方面的例子说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诗词翻译派别很多，英诗汉译中以卞之琳 1为代表的现代派取得了显著成绩，既译神也译形，提出了格律移植宽严有度， “以顿代步”的主张。江枫进一步指出应“以形传神，立形
4、存神”2。劳陇 3对“以顿代步”提出商讨，使这一研究得以深入。汉诗英译方面翁显良 4有独到见解，以意象和节奏为本色，以不切为切，浅中见深。许渊冲 5属诗体派，主张意美、音美、形美，近期又用六个字一（identification） 、艺（re-creation） 、异（innovation ） 、依（imitation） 、怡（recreation） 、易（rendition ） 概述了译诗的目的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常道与变道。刘英凯 6与许渊冲的几次商榷，使音美和形美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高健和刘炳善 7对散文翻译颇有研究，坚信“意之所到，风格随之” ，巧劲儿来自真功夫。许国璋 8主张学术论
5、着要“切译” ，自成一体。段连城 9的“解释性翻译”在对外宣传中颇显功夫。程镇球 10对政论性文稿的翻译以严谨著称，陈忠诚 11译法律以精确驰名。科技翻译研究，不但有两个公开出版的专业刊物，而且近几年已开过 8 次全国性讨论会，此项工作有了较大发展。我仅从所读有限的文章中知道叶笃庄、方梦之、李亚舒、叶永昌、黄昭厚、阎德胜、刘克璋、刘先刚 12等都在不同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刘先刚对建立企业翻译学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另外公文、合同、广告、招标文件等应用文体的翻译研究也有了初步进展。口译研究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这 10 年应该说有了显著进步，胡庚申写了一篇很好的综述 13，从理论、技巧、
6、教学和引进四个方面评述了口译研究的发展。各类文体的翻译研究是微观研究，这项研究的深入是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理论来自实践，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理论总结，没有微观研究的成果，译学理论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10 年来这方面虽然有了较大进步，但仍很不平衡。比较明显的是公文、应用文翻译研究较少，口译研究也显薄弱，当然其它文体研究的理论深度也显不够，方法也待改进。还有一件怪事，社会科学著作译了那么多可几乎没有看见这方面的研究文章，甚至连前言后记也写得不多不好。这大概与抢译和急功近利有关，恐怕没认真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面对微观研究的这种状况，要想深入发展，笔者以为应重点抓好三条：提高译者语言学理论水平，尤其
7、是文体学水平。这 10 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译者注意了语言学和文体学的学习，王佐良、秦秀白、侯维瑞、程雨民、钱瑗 14等人的专著和论文以及引进的文体学著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看到我们的学习还很不够。任何研究，若缺少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是难以取得进展的，更不可能获得突破性成果。我们有“文贵得体”的优良传统，英语有“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make the true definition of a style”(斯威夫特 )。只有掌握了文体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才可能进行有效的研究，才可能进一步使翻译得体。当然文体分析代替不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8、，这是文学翻译的一个特殊问题，应专题讨论。要提高理论水平当然也需要学习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这是常识问题，不必赘述。转变观念，实践者都来重视理论研究。纵观我国语言研究与翻译两个领域，应该说历史悠久，著述甚丰，但要说出几本有份量的理论著作却十分困难。这是轻视理论研究的传统所致，具体说就是不愿意也不善于对自己的实践从理论上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和理论性的阐释，所以难有重大的理论建树。这个传统的影响不可低估，恐怕至今还在起作用。我劝从事各类翻译的同志，抽出部分精力对你的实际工作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探索，这不仅能提高你的理论思维能力，而且会使你的实际工作更有成效。恐怕这也是培养理论人才最可靠最有实效的途径。各类
9、文体的翻译研究应向深广度发展。 “广度”问题比较好解决。译什么文体研究什么文体，译小说研究小说，译哲学研究哲学，译广告研究广告；从事外译汉研究外译汉，从事汉译外就研究汉译外；从事口译就研究口译。只要从事翻译实践的同志中较多的人有了理论研究意识，这个问题就会大有改观。另一方面就是类中有类的问题，比如公文，除各类法律文书外，还包括宣言、章程、法令、决议、公告、通知、通报、工作报告、公报、协议等。我们的研究应向这些小类深入，这也是广度问题。深度的问题比较复杂，笔者认为除深入一步探讨每种文体的各种文体因素（语音、词汇、句法、篇章、修辞等）外，应大力加强中外同类文体的文体因素对比研究，寻找语义对应和形式
10、对应的异同，以探索语义转换和形式转换的规律。只有这种对比研究得到深入发展，才可能使更多的译作真正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像王佐良说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另外同类文体还有许多不同的因素，比如同为小说，因时代和作家不同，便有明显不同的文体特征，因此文体对比研究是复杂而细致的，其它文体也会因作者不同而有差异。我们的研究也应向这方面发展。译学本体论研究80 年代以来我国译学理论建设有了新的发展，正像叶水夫在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近几年来，他们（指大学中青年教师和理论研究人员）注意运用新学科和各学科的新成就来阐述、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问题。有的学者还提出建
11、立翻译学的构思。这种把翻译学和其它学科联系起来，开展跨学科的研究，使我们开阔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 15。10 年来我们不仅进一步明确了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而且初步构建了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开始出现了不同的译论学派。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我们过去并不明确，因为译界长期认为翻译不需要理论，也没有理论。1951 年董秋斯提出了译论建设的三条：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深入的研究。当时提出这三条是很高明的，已具有指导方针的基本形态。可惜没有引起译界的重视。1986 年姜椿芳在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在探讨翻译理论方面，我们既要认真汲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更要创立自己的学说。我国翻译界的先
12、驱和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要继承，也要在其基础上前进和发展。过去提过译事三难信、达、雅 ，但时代的进展要求我们创立适应我国现实、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 ”16我把这段话紧缩成：继承我们的宝贵遗产，汲取国外的精华，创立适合中国需要的现代翻译学。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10 年来译界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主张只继承不汲取或主张只汲取不继承的人都越来越少了。 “创新”成了译学研究者思索的中心课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理论发展的基础。不过继承和汲取的内容尚待深入研究，因为这是创新的前提，否则难以使中外精华相结合产生新的理论体系。中国的翻译学理论体系已于 19881
13、989 两年间初步构建问世。笔者孤陋寡闻，只能举出两个证据。一是黄龙的翻译艺术教程 （1988） ，二是刘宓庆的西方翻译理论概评（1989）和现代翻译理论 （1990） 17。黄龙在此书中讲了翻译的 13 观 4 性 1 法，包括译学的功能、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神韵、美学、风格、教学、翻译家以及语言心理学、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刘宓庆这篇文章在评述西方译论的基础上简述了他的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分内部和外部两个结构系统。内部系统由翻译理论（基本理论、方法论、程序论、美学、教学法研究） 、翻译史（翻译发展史、译论史）和翻译信息工程（软件研究、机译技术理论和机译语言理论）三部分构成。外部系统包
14、括哲学、社会文化和语言符号三部分，为译学的基础理论参照系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翻译学完全有资格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开放的学科，不必也不应依附于任何一门学科。 ”1990 年现代翻译理论一书问世，标志着他的译学理论体系正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诞生了。从范畴的开拓与界定、理论系统的层次与结构和全书论述的方法等方面与黄先生的教程相比，刘先生的现代更具理论专著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当然黄先生的著述也自成体系，独到见解和精采论述全书随处可见。另外还有些同志的研究也有了译学理论体系的雏形。王佐良在新时期的翻译观（1987）中讲了七个问题，涉及译学传统、译论、标准、文体、读者、方法、译者素质和专题研究。谭载喜
15、的试论翻译学 （1988）简述了译学理论所含的普通、特殊和应用三部分；普通译学包括实质、程序、原则、标准、方法和矛盾几部分。金隄的翻译学与等效论 （1989）论述了他对译论的思考，分基础理论、本体理论、专项研究和技巧研究四个门类。基础理论是跨学科研究，本体理论中包括五个关系问题（形式与内容、灵活与准确、语义与语境、异国情调与翻译腔、标准与其上下限） 。杨自俭在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1989）中提出翻译科学的体系包括翻译工程（人工和机器翻译，属工程技术） 、翻译艺术（各类文体的翻译研究，属技术科学）和翻译学（哲学、美学、方法论，属基础科学）三个层次，隶属思维科学。田菱在翻译学的辩证逻辑学派 （1
16、992） 18中宣称“翻译学是一个统一于七维空间的静态结构，也是一个流变于七大学科的动态系统在哲学的协调下，译文经由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向中心学科流变。 ”这七大学科是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社会学、逻辑学、翻译学、各该门中心学科。金隄曾指出，中国译界出现了两派并存的苗头，称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是文艺学派的宣言，其它大都是以发展科学的翻译理论为方向的。他主张把文艺观和科学观结合在一起研究译学，建立第三学派。 ”19现在来看，科学派（或称语言学派）至今尚未形成，至少是没公开打出旗帜。从上边的评述可以看出大都属于金隄称的第三个学派，认为翻译既是艺术也是科学。我认为这也是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学科的性质逐渐有了统一的认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科学与艺术，直译与意译似乎不应再费时争高低了，因为实践证明在科学上这属于“不可能”的问题，不属于“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集中精力研究翻译的科学性内容及其分布规律，研究翻译的艺术性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