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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坛新气象：51位70后已成地方诸侯2016-09-08 博客日报 导读：中共接班人出自这里，据统计，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共有“70后”地市级党政一把手51名，其中有6名女性。对于一名官员来说，什么年龄能上到什么台阶，是考量其仕途前景的非常关键的因素。“70后”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很多人都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担任主要职务。近日，梳理了目前在各地市主政一方的党政一把手们。2016年4月，在各省的人事调整中，有4名“70后”被任命或提名为地市级政府一把手。据统计，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共有“70后”地市级党政一把手51名，其中有6名女性。这51名地市级官员有67%出生于1972年以前，仅有3人为“75后”
2、出生于1976年的重庆云阳县县长覃昌德和1975年出生的湖北随州市市长郄英才、山东省德州市市长陈飞。值得注意的是，这批“70后”地市级官员普遍学历较高，有28人具有研究生学历，21人有博士学历，本科学历仅两人。他们早年的经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29%的人有过在企业任职的经历，其中大部分是从企业的高级岗位上走上仕途；22%的人最初在学校或者科研机构工作；曾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和在乡镇基层岗位上工作的人均占到了14%。在51人当中，仅13人有异地任职的经历，其他人到目前为止，工作经历主要集中在1个省份。据统计，在51名地厅级干部当中，仅有13人有过异地调任的经历，这当中有7人都曾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3、作。仕途最为复杂的是潜江市市长黄剑雄，他早年先后在福建省计委经济研究所、漳州市委政研室经济科、厦门市委办公厅工作，后来进入国台办工作3年担任至秘书局副局长，2009年到湖北咸宁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2013年7月任现职。四川绵阳市市长刘超则曾先后在公安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工作，成为正局级后赴成都挂职市委常委，然后就留在了四川，去年赴绵阳担任现职。 此外，浙江衢州市委书记陈新和湖北随州市市长郄英才也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陈新则早年一直在中办工作，曾担任正局级秘书，据报道，只有常委级别的官员才会配备正局级秘书。他于2008年到宁波挂职，担任副书记，此后留在宁波担任市政法委书记、宁波杭州湾
4、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2012年3月，陈新被选举为衢州市市长，两个月后接任担任省委秘书长的赵一德任市委书记，他也是浙江最年轻的地级市委书记。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70后”担任地市级书记的人并不多，仅有10人，陈新也是其中最早担任书记的一位。 出生于1975年的郄英才经历与陈新相似，1996年毕业后进入中办秘书局的他于2008年10月成为副局级秘书，之后他曾到湖北省黄石市担任一年市委常委、副市长，返回中办后继续在秘书局工作并担任副局长。2013年7月，他再赴湖北，到随州任副市长，次年1月转正。 湖北的“70后”地市一把手较多，有6人，其中三人都有异地任职的经历。除黄剑雄、郄英才以外，
5、孝感市市长滕刚曾先后在中组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作，后来到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一直升任至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11年，滕刚到宜昌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官至正厅级，次年至孝感担任现职。51人的简历显示，至少有28人在仕途中的不同时期担任过共青团干部，其中15人担任过现所在省市的团省（市）委书记，哈密地委书记刘剑也曾担任过北京团市委书记。他们当中一些人不到40岁即成为厅官，比如四川省乐山市市长张彤和湖北咸宁市长丁小强在分别在34岁和35岁时即成为团省委书记。再如黑龙江黑河市市长张恩亮38岁时担任团省委书记，2011年任现职时，他成为全国首位“70后”地级市市长。有7名干部最早在乡镇基层工作，他们
6、也都担任过团干部。如最年轻的“70后”地市级官员重庆市云阳县县长覃昌德在重庆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重庆市忠县石宝镇人民政府工作，后来从忠县团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进入重庆市政府研究室，之后又先后担任璧山县副县长和现在的职务。在全部51人当中，仅有6名女性，她们是山东莱芜市市长王磊、安徽淮南市市长王宏、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郭建群、湖北仙桃市市长周文霞、云南玉溪市市长饶南湖和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孙喆。这6人均有过团系统的工作经验。政坛第三梯队透视 中共接班后继缺人陷断层？现在谈起中央的用人政策，很多组织系统内的官员通常会谈起30多年前胡耀邦所力推的“第三梯队”计划。当时中共决定，用最快的速
7、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如今，当年的“第三梯队”名单开花结果：包括李克强等在内的诸多中共十七、十八届政治局常委，除两人之外，皆在名单之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此前诸多政治新星们能遭遇的越级提拔，如今的“65后”官员鲜有越级提拔的机遇。另一方面，中组部也并未透露系统的人才培养信号。而这无疑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共接班梯队断层风险的担忧。“60后”雄踞政坛 “65后”增势缓慢资料显示，现在中国的省部级高官里仅有4名有望成为第六代接班梯队的“60”后官员，分别是1963年出生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1963年出生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1960年出生的贵
8、州省委书记陈敏尔，以及1962年出生的陕西省长胡和平。而生于1967年的政治“孤星”陆昊，则是中国政坛中仅有的十八届“65后”中央委员及“封疆大吏”。目前，身为“65后”的地方（副）省部级大员为45人。其中最年轻的是1968年10月出生的辽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谭作钧，其次是江西省副省长谢茹，她生于1968年7月，另外还有生于1967年8月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邓小刚。另有5位市委书记分别是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福州市委书记杨岳、西宁市委书记王晓、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张安顺。其中，任学锋和杨岳还是“65后”官员中为数不多的两位中央候补委员。 虽然“65后”官员的数量已经初显规
9、模，但身为“少壮派”的他们还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发展境地，并未成为接班梯队的核心力量。如果对比“60后”的越级提拔现象可以发现，“65后”官员的越级提拔可谓凤毛麟角。他们当中除了不到36岁就成为北京市副市长、41岁成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跻身当时政坛最年轻正部级的陆昊，以及于2013年3月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调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秦宜智外，尚难发现较为突出的破格录用案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后”官员破格录用的普遍情况。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指出，“60后”晋升到副部级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破格次数占职务晋
10、升次数的24.7%，几乎每位“60后”省部级官员都有破格经历。 比如“60后”官员中的佼佼者孙政才，38岁就当选北京市委常委，胡春华38岁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破格经历明显吃重。此外，2008年，45岁的胡春华成为河北省省长，2009年，46岁的孙政才成为吉林省省委书记。而在今天，即使是最年轻的黑龙江省长陆昊，也已经49岁，而目前各地的省委书记，也更是多为“50后”。故外界并没有看到除陆昊以外的“65后”官员主政一方的景象，“65后”官员整体也并未跟上接班的梯队规模，这不免引起人们对中共“人才计划”的担忧。中组部“青干局”夭折 人才计划“搁置”？提到“人才计划”，不得不提30多年前，在陈云的
11、努力下，中共中央中组部成立的“青年干部局”，负责选拔、培养青年干部。这是当时中国政坛“人才计划”的雏形。当时，中组部掌握的省部级后备干部1,054人，各省组织部、各部委人事司管理的地厅级后备干部18,000人此后，大规模的青年干部越级提拔现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而自胡耀邦之后，“青干局”也已从中组部的“内设机构”中消失。根据官方的定义，中组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所以，中组部负担着中共领导层换届之时领导班子培养的“重任”。 作为管理中国8,000多万党员、60万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人事机构，中组部应当是中国“人才计划”
12、制定的核心单位。从2008年就开始运行“青年”，作为中组部主导的人才库计划，内容针对科技和技术领域的人才库培养。去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在人民日报刊文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即是针对于此，但现在中组部并没有一套完备的政治领域的“人才计划”对外公布。中组部2014年下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对班子年龄结构配备也指明了方向：要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配备，但不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有分析认为，由于中组部在最新的“领导班子建设文件”中，对传统的干部年轻化思想进行了弱化。所以，针对新“人才计划”培养的重视程度，很难与30多年前同
13、日而语。“百优县官”和团派能否担当重任？ 自2015年6月的百名优秀县委书记表彰大会后，已经有近20人得到提拔，晋升局级岗位。例如去年10月，北京西城区原书记王宁获晋北京市副市长一职，官拜副部级，而此据其获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只有4个月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与王宁同时入选百优县委书记的“朝阳书记”程连元，在跨省调任昆明市委书记两月之后再获新职，成为9月刚刚获批成立的国家级新区云南滇中新区首任掌门。但此类情况毕竟属于干部提拔中的少数。有人相信， “百优县官”或许正是习近平亲力推荐的“人才计划”。但是也有评论人士认为，百优县官倾向于“运动化”。并非长期性的“人才库”建设，有相关担忧称，“百优县官”虽
14、然在短期内使一些官员仕途变得明朗，该“称谓”在官员升迁中有所吃重。但是，并不是一种常态化的有效人才培养机制。 另一方面，作为传统进班摇篮的共青团系统“地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从胡耀邦到胡锦涛，梯队式的接班让共青团出身的高官在中国政治光谱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近几届团中高层多已履新地方或中央，共青团一度成为中共治理系统的中流砥柱。但去年8月10日，大陆官媒发布消息正厅级团干“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号？，文中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共青团系统虽然升迁快，年龄门槛低，转职同级部门后有优势。但共青团出身官员大多缺乏基层历练，并且共青团在一些地方成为了贪腐官员升迁的通
15、道。2014年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中，中国科协党组原书记申维辰、河北省委原组织部长梁滨、山西省原统战部长白云均是从共青团系统走向官场又因贪腐落马的典型。而官至中办主任的令计划的落马，更是给已经沉寂的共青团涂上浓重的负面色彩。况且，如今共青团系统中，28位团省委书记均为“70后”，一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基层经验和资历，二是根据目前中共官场的规矩，越级提拔出场的机会甚少出场。例如，四川省委组织部长范锐平在入川前，在湖北先后担任过鄂州和襄阳的市委书记兼省委常委。从湖北调川至今，其副省部级的官职等级未有变动。这些人从团中央出来到地方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往往是副省长或省委秘书长进行“回炉”。因此，团派缺乏相应的基层经验，是中共高层一直较为存有顾虑的硬伤。从总体表现上看，中国干部的年轻化速度明显放缓，其未来接班断层的风险或随时存在。如今，中央亟需对“人才计划”进行重新梳理并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