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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持人语:崇祯十七年(1644)，中国历史上演了“天崩地裂”的一幕。先是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随后满人率兵入关，明朝宣告覆亡。经历这触目惊心一幕的知识群体，事后无不在深刻反思，大明帝国究竟为何灭亡? 当时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其阐述可谓众说纷纭。若细究之，更多的还是将其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科举八股之习而导致士人学问空疏，缺乏实用的真才实学;二是门户与党争这一传统的官场病，致使读书人以及为官者为了小团体甚或一己的私利，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而置国事于不顾。诸如此类的反思，尽管尚不能道尽明亡的真正原因，然而其中所蕴涵的积极性却不容忽视。换言之，这是问题探讨的起始，进而影响到三百多年
2、来学者对明朝灭亡的具体研究。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理论的引入，乃至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拓，今人关于明朝覆亡、以清代明这一朝代更替的研究，已是新见迭出，分析更为透彻。举例来说，通过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两者关系的探讨，系统阐述明亡清兴的历史演变过程;地理或者说自然环境的变迁，对明清易代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即使对政治领域的关注，也从新国家控制理论的角度，对其相关的研究领域作了诸多理论上的翻新。本期所收两篇论文，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一则阐述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崛起之间的关系，指出明末东北自然灾害的频繁，既成为建州女真崛起的契机，更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因素之一;一则论证明代言官与阁臣之间的关系，从两
3、者关系的演变，揭示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历程。就前者而言，东北女真族的崛起，显然已经决定了明朝覆亡的历史命运;就后者而言，政治的逐渐浊化，或者说言官与阁臣之间形同水火之势，对于明亡之责，确实难辞其咎。所有这些，无不都是较为有益的探索。至于其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则有待于读者或其他研究者进一步论定。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摘要: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
4、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关键词:明代;言官群体;阁臣;皇权;权力制衡 在明代中央权力网络中，言官和阁臣是两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学术界对明代监控体制和内阁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对言官与阁臣两个官僚群体的互动，却缺乏整体史的研究。本文拟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张薇:明代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治安:明代监察制度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年版;王其集:明代内阁制度史，中
5、华书局1989年版;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以言官为主导，就二者在整个明代的关系作一梳理，从动态方面说明言官在权力制衡中的作用，并揭示明代政治的若干特色，敬请方家教正。 在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和发展的早期，在机构设置上，主管行政的永相和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关系，即二者之间相反相成，相持而长，其要旨在于保证御史大夫监察制衡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承相的作用。明代在官制设置上也有类似意图，明初“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领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
6、，仁1a239.ft武二十八年六“己丑，在分权原则下，让各机构互相牵制，彼此制约。不过，虽然言官的监控制衡作用依然被突出，但和秦汉相比，明代中央机构的最主要特点是没有垂相。因此，欲阐明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需先对阁臣法律上的地位和事实上的职权加以说明。 在法律上，明代内阁本职，不出翰林侍从之业，其所掌仅为票拟旨意，备侍从顾问而已，与宋代以前宰相有独立地位，可以决定国家大政之权，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内阁的权势逐渐发展，从初备顾问、视制草，到代皇帝票拟旨意、参与庶政，再到裁决机宜，终至无宰相之名而行相权之实，压制六卿，为机枢政本之地。由于阁臣没有法定权力可以总揽朝政，而欲在实际运
7、作中做到政由阁出，必须和言官打交道。“有明一代，足以影响朝廷行事，而令执政最为棘手者，一为阉寺，一为科道。科道为君主外廷耳目，掌握言路，阁臣如经常遭其抨击论幼，亦难以展布。9f2269随着阁臣权势的涨落演变，围绕权力和利益，言官群体与阁臣的关系，在明代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 仁、宣时期，言官与阁臣之间关系和谐，均能立公为国。阁臣杨荣、杨士奇等深受皇帝信任器重，感恩图报，在处理与言官的关系时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一时期言官素质也较高，颇为阁臣所重。都御史顾佐深受宣宗信赖器重，阁臣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杨士奇、杨荣不仅大力推荐顾佐，而且当顾佐因忠于职守遭人报复时，亦为之主持公道，W158顾佐传
8、。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言官尽职时难免触犯阁臣，而阁臣并不因此打击报复，相反加以推荐提拔。如宣德中，御史鲁穆持宪甚严，不避强御。杨荣有一家人犯罪，鲁穆置之于法，略不少贷。杨荣得知，并不怪罪，反而以鲁穆贤能推荐其为金都御史川卷，史三。言官与阁臣持正为公，为国去私，不因私人恩怨打击报复，这种情况在明中后期很罕见。不仅如此，明前期的言官一般能保持独立性，对阁臣不卑不亢。如宣德时薛煊为御史，为人正派，“每至三杨门，止投刺而去，三杨慕其为人，恨不得一见。后访于朝班中谁为薛御史，始识其面5-t7,itI。言官与阁臣之间这种和谐为公、注重气节品质的风气，对保证明前期政治清明有重要作用。 正统至正德时期，宦官势力
9、膨胀，明代四个为祸甚烈的宦官，有三个出现在这一时期。面对宦官的肆虐，同为士大夫阶层的阁臣与言官往往联合起来，对宦官势力予以压制。如成化时汪直弄权，领西厂为非作歹，阁臣商格等合疏奏汪直罪恶，言官也连疏弹幼，迫使宪宗暂罢西厂3# 1 76, fgf正德时，刘瑾为祸，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联合陶谐、胡爆等言官，交章论谏，要求武宗裁革宦官，清除刘瑾.持之甚坚 不过，正统以后，由于明朝政治走向腐败，皇帝、阁臣和言官素质较明前期都有所下降，因而阁臣与言官之间为了私利，彼此趋附、讨好勾结的情形增多了。如成化年间，“万岁阁老”万安颇事请托，一进士投其所好，自誉善医，为之疗治阳屡病，因得为御史，时人语之日
10、“洗鸟御史弘治新政时，阁臣调整，刘吉独不动，倚任尤专。“虑科道言之，乃倾身阿结，昏夜款门，靳免弹劝，建言欲超迁科道，待以不次之位”，以柔媚污鄙之态讨好言官，“自是人无复有言之者矣”4卷”，史五。不过其得以笼络结纳者，多为杭靡一气、干进求禄之徒，那些持正不附的言官，则对之交章弹幼，“时言官论荐大臣，必以王恕为首，及论幼大臣，必连及刘吉”8022,18。刘吉见言官不受笼络，就改变策略，加以钳制倾陷，“数兴大狱，逐南御史姜给等，台署为空。中外侧目，言者亦少衰”。刘吉以软硬兼施手段对付言官，久居内阁，成为极其耐弹的“刘绵花，仁3#168刘吉传。 嘉靖朝是言官与阁臣关系演进中的重要阶段，二者有合作，如嘉
11、靖初杨廷和及嘉靖末徐阶与言官的合作，但更多的是对抗，主要是言官与礼仪新贵张嗯、桂曹的对抗，特别是与权相严篙的对抗。因此，从总体上而言，嘉靖朝言官与阁臣处于关系紧张、对抗的状态。 武宗死后，饱受打击的言官，势力逐渐复苏，为避免重蹈覆辙，对武宗朝弊政的革除和对皇权滥用的制约，成为嘉靖初言官的目标，为此经常群体行动。这个目标与阁臣杨廷和是一致的，因而言官与阁臣在许多朝政处理上态度一致，彼此合作。特别是在“大礼议”之争中，言官群体与杨廷和站在同一阵营，对抗世宗。但世宗效法武宗大施淫威的做法，迫使杨廷和去位，廷杖言官，以强权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 为保证议礼成果，世宗先后将张德、桂警等议礼功臣引人内阁，并
12、扩大阁臣事权。礼仪新贵对反对派极尽排挤之能事，言官首当其冲。言官群体没有妥协，屡屡上疏弹幼，言辞极为激烈。张德、桂粤采取各种手段予以回击:一是激帝怒以击之，利用世宗疑心甚重、对议礼敏感的心理来打击异己。二是兴大狱。嘉靖六年，因李福达之狱，言官遭滴戍边卫、革职闲住者四十余人。此狱乃郭勋反噬，联合张、桂，以议礼犯众怒为言，尽逐诸臣。三是以考察及令科道互纠等手段整肃、惩治言官。嘉靖时期，言官特别是巡按御史中许多不良习气逐渐暴露，如举幼不实、贪污受贿等，整伤言路和更新宪纲是必要的，张、桂此举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在动机上，张愿等脱不了公报私仇的嫌疑，“桂萼疾台谏排己，考察京官既竣，令科道互纠劾，借此
13、打击异己，钳制言路。嘉靖朝言官与阁臣之间的冲突对抗，最为激烈和持久的，当属言官与严篙的较量。言官对严篙的弹劝,在其进入内阁之前就已开始。随着严篙为首辅后更加态意妄为,言官对严篙父子的弹劝也激烈起来。综观言官对严篙父子的弹幼，主要集中在严氏父子窃取大权、贪污受贿、卖官育爵、败坏纪纲等方面。面对言官前赴后继的弹幼，严篙予以反噬。严篙打击报复言官的主要手段，是激帝怒打击异己， “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娓，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川卷308.臣严篙传。此外，严篙还以察典等方式打击、约束异己言官，“不惟罢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罚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致善类为之一空，从而建立一
14、道抵挡言官弹的防护墙，钳制言路，达到长期劾而不倒的目的。在嘉靖朝言官与阁臣的互动中，除了对抗外，还有阁臣对言官的笼络及言官对阁臣的趋附。张.、桂警虽有世宗撑腰，但在舆论上很孤立，因而极力拉拢、庇护言官中能附己者。给事中陈洗劣迹斑斑，因上疏附和张、桂，遂引以击异己”倦52.1-tt宗嘉靖五年五月“午。金都御史李如圭、御史戴金等“承望风旨，论劾大臣”，“此皆萼之死党，相与比周为奸者”Djt5,幼张桂诸IR ME。严篙对言官也极力笼络，利用把持考选的机会，以利禄馈赠结欢有意附己.拉拢一批言官为己张目。左副都御史都悬卿深附严篙，为虎作怅，数作过恶.言官依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嘉靖末年
15、逐步凸显，“世宗之季，门户渐开。居言路者，各有所主”至隆庆朝，这种情况严重起来。 隆庆至万历初，阁臣之间明争暗斗，言官往往以阁臣为进退，充当鹰犬。隆庆元年正月京察，刑科给事中欧阳一敬抵高拱，御史齐康则劾徐阶。“时康主拱，一敬主阶，互指为党。徐阶致仕后，阁臣为赵贞吉、张居正、陈以勤、殷士澹等。高拱再次人阁，又与诸阁臣相倾轧，“其门生韩揖、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言官与阁臣的勾结，加速了言官群体的分化蜕变，对万历后期门户党争的局面产生直接影响。高拱被逐后，张居正任首辅，“赫然为真宰相”控制言路，言官稍有不合则痛折之。张居时行讽同官许国远滴之.正为一代名臣，明晓事理，对
16、言官的打击遏制虽有私心，但与严篙等为专宠固位打击言官不同。张居正的意图，除了整肃言官中的不良习气外，“其用心，则在去言官之掣肘，而得行其是zza。为此张居正行考成法控制言官，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不仅收到了综核名实、振衰起弊的作用，也扩大了内阁的实权，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张居正大权在握，又深受神宗和两宫皇太后信任，“科道皆望风而靡rrya;ss,言路习气先后不同，趋媚之徒比比皆是，有相率赞颂已耳，有相率保留已耳，有相率祈祷已耳”ys7W.恭陈当今第切务以回人心疏。不过.言官对张居正的不满始终存在。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祖制，且六科行使监察权，具有独立性，不隶属于任何衙门，直接对皇帝负责。张居正创考成法则不符合此祖制，这就为言官与张居正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御史刘台抓住此要害，弹幼张居正违背祖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