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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拓展辽东海运的曲折发展自长江口到冀鲁、辽东沿海的海上交通线称为北洋航线，从宋、元起就开始畅通，明中叶后长期湮没，直到清代康熙后又继续畅通。宁波至辽东的航线是北号商船的一条重要航线，宁波商人积极参与北方的航运，把江南的粮食、棉花、纸张、瓷器、绸布等南货运往辽东，又把辽东的豆饼、豆油、参药等北货运回上海或宁波。宁波商人到辽东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慈溪人秦泚于乾嘉年间“尝客辽东”。董棣林在嘉庆间往返于辽东，频繁采办参药。大豆和杂粮是东北的最主要商品，随着奉天粮食贸易的开禁，宁波商船赴关东贩运粮食，用蛋船与“三不像船”运送。宁波及上海等江南地区的宁波商人从关东输入的商货主要以大豆为大宗。据张忠
2、民的统计，道光十一年（1831）仅上海豆业公所所属大小豆行经手成交的大豆达470余万石。不少由宁波商船运输。贺长龄在江苏海运全书中说：宁波三不像船“多行北洋，少行南洋”。这里的北洋包括山东及辽东的沿海口岸。康熙四十九年（1710），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瓷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嘉庆十三年（1808），宁波商人严性被等18人，从关东载运货物到上海。开通宁波、上海到辽东的航线是曲折的。19世纪初，在镇海、上海驻港的南北号商船400艘，鸦片战争后，外国轮船势力入侵，宁波的船号不断减少。咸丰元年（1851），宁波有商船112艘投入北洋航线。咸丰三年（1853），浙江漕
3、运开始招商，这就使处于衰落的宁波船号又迅速发挥着海运中的作用，但往辽东的船却很少，其原因是盗船劫掠、商人外逃、经费缺少而无力修船。清政府的政策也是一个原因，严重影响了宁波商人参与北方海运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了宁波商人北上奉天、牛庄、营口等辽东地区贸易的衰落。鉴于上述原因，宁波商人除了自身解决一些问题外，清政府在政策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整。主要有：首行火轮护海运。为确保北洋航线的畅通，宁波绅商集资购买火轮船进行护航。咸丰四年（1854），由慈溪费伦志、盛植琯、镇海李容等三人倡议，自购轮船武装护航，得到鄞县、镇海、慈溪三县船商拥护，集资7万银两，并商请在上海的买办、鄞县人杨坊、慈溪人张斯臧等到广州向外商
4、购得轮船一艘，命名为“宝顺”号，同时，组织董事会筹议章程，设立“庆成局”。这年十二月开始为宁波商船护航，打击扣押“北号”商船、强索赎金的海盗团伙。咸丰五年七月初五（1855年8月17日），宝顺号在奉天复州洋面击沉了匪艇5只，击漏2只，击坏8只，保证了宁波商人到辽东的航线正常运行。其次是清政府在征税方面作了调整。一是减轻商船运载豆类税收，户部议定，可仿临清关杂粮每石税银1.1分之例，再行减去0.1分。二是可以到辽东附带两成免税货物，约合10多万担。三是返程可以到辽东采购货物，即从同治五年（1866）开始，商船运漕米到天津后，可以按规定去牛庄等沿海口岸装载豆、油等北货南归。四是宁波商船赴关东贸易者
5、起初为每年两次，后来增加“一年行运四回”。由于“宝顺”号的护航和清政府的政策调整，驶往北洋航线的宁波商人能得到较多的实惠，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促使宁波商人和船号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甚至变卖自己的家产，投资海运事业，致使当时的宁波码头出现一片繁忙景象，仅卸载脚夫就有3000多人，仰食于海船之者不下万余人。在往辽东的航行中，涌现出李也亭、方介堂、董棣林等沙船企业家。二、牛庄与营口的经营活动牛庄是东北境内最古老的港口，清初是东北地区与南方各省贸易的重要口岸，到了近代继续成为与南方各省贸易的地区。宁波商人商机敏捷，从而使宁波成为牛庄的重要贸易伙伴。牛庄成为宁波人采购大豆、豆饼、豆油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
6、，宁波商人也把烧酒、明矾、纸张、药材等销往牛庄。据同治九年（1870）浙海关署税务司包腊的报告：“从牛庄进口来宁波的有豆类、豆油和豆饼，总值达18万银两；而宁波出口去牛庄者有烧酒、明矾、纸张和药材，共计9000银两。”1877年，浙海关税务司杜德维的报告中也说：“一艘从牛庄装豆类。其中一艘压舱去日本长崎，一艘压舱去牛庄。”浙海关贸易报告记载了1870年至1873年四年内宁波与牛庄的土货进出口贸易额，具体如下表：营口，原名没沟营，又称西营子。清代前期为盖平、海城两县分辖，清末在此分置营口县。开埠后，宁波商人逐渐转到营口。嘉庆九年（1804），在镇海、上海等地驻港的宁波船就达400多艘，这些宁波船
7、一般北上天津、营口。道光末或咸丰初，营口南方沙船坐港者正常在七八百号，其中宁波船有数百号，每年进港的沙船和宁波船在8000艘以上，除宁波船外，不少沙船也由宁波人经营。正因为如此，营口（没沟营）的税收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19世纪末，宁波对营口贸易依然进行。1898年10月3日的中外日报记载当时就有宁波船进港53艘，时隔两月后又有宁波船进港72艘。这表明宁波商船在1898年两次到营口，第一次是秋天，第二次为冬天，仅下半年就有125艘商船到营口。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志寅等宁波商人以7万两资金购置“德裕”轮。宣统元年（1909）增资50万两，新增龙裕、信裕、立裕3艘轮，不仅行驶山东的
8、烟台、龙口，而且行驶营口等辽东口岸。宁波商人把南方的瓷器、木材、棉布、药材等运往营口，同时把营口的豆饼、豆油运往上海、宁波。同（治）光（绪）年间，镇海李氏家族经营的久大沙船号，开始注重南通土布的北运任务。1889年至1890年，李氏所经营的久大号改为新记，李厚垣任经理，拥有9艘帆船，往来于南通和营口之间。他们通过南通的掮客收购土布，并用船只把南通的土布运往营口，回来时载有豆饼、豆油等货物。东北的豆货多由山东、江苏、浙江的帆船运到华南和华中，也有一部分从上海、香港出口到国外。宁波商人除了参与上述的航运业务外，还直接把豆货从营口运到宁波。仅1871年，营口运到福州、宁波和烟台的豆货为3.3%，宁波
9、约为1.1%。如果以第二年的1872年计算，这年营口出口豆货共193.55万担，价值173.8万两，占出口贸易总额的86.7%。那么，营口运往宁波的豆货应为1.9355万担，价值1.738万两，占出口贸易的0.86%。1920年春，31岁的镇海人曹莘耕任上海新丰杂粮行经理。他在东北营口等地经营粮油买卖，主要经营杂粮油饼，装运至上海后，再转运江苏、浙江等地内销。宁波商人不仅从事对营口的贸易，而且也有人在营口经营商贸业。鄞县人郭渭早年在沪甬两地经商。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到营口从事棉布及油业销售，任源成昌商号经理。1913年任营口商务总会董事。在营口有宁波商人经营的药业。咸丰元年（1851）
10、，营口最大的药店咸春堂创建，当时的经理就是宁波人。该店主要经营南北和进口药材，自购自销，批零兼营，以批发为主，并且设有坐堂的医生，兼营饮片加工，炮制丸、散、膏、丹等成药，在外地有代理业务，对营口近代药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后，原籍宁波慈水镇的乐氏家族乐叔繁在营口开设继仁堂药铺。营口的南北货业也有宁波人经营。宁波商人高麟如等人在温州经营的裕大南北货行在营口就有派驻人员，不仅收购东北的北货，而且推销裕大南北货，同时，经销木材、茶叶、明矾、山货等。此外，还有人经营五金业。宁波巨商叶澄衷于1862年在上海开设顺记五金号和南顺记洋货号，他在营口设立顺记分店和联号，推销火油，兼营五金
11、杂货。三、锦州、奉天、大连的宁波商人 位于辽东湾内的锦州原属奉天（沈阳），是清朝前期东北的重要海口，也是当时环渤海地区的重要港口，为山海关主要税口之一。锦州所属有二个海口，即天桥厂和小马蹄沟。马蹄沟海口在州城东南35里，因此称东海口；天桥海口在州城内70里，又称西海口。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天桥厂才取代马蹄沟，成为锦州的主要海口。而到天桥厂口的商船主要是江浙、闽广等省。作为浙江商人主要代表的宁波商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已经在锦州天桥厂海口贸易，“进口船只来自福建、广东、宁波、安徽、上海、直隶、山东等处，闽粤日雕船、日乌船、日红头，江浙日杉船，山东日登邮。凡滇黔闽粤江浙各省物产、药类暨外洋货品，悉由此
12、输入。其出口货先唯油粮，以大豆为大宗”。这就充分表明，在19世纪中晚期宁波商人已在锦州开展商贸业。20世纪初，不少宁波商人到锦州投资创办企业。镇海小港（今属宁波市北仑区）巨商李氏家族以李也亭的坤房与严信厚、周晋镳等宁波商人为主进行投资，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锦州创办天一垦务公司，由镇海人李厚佑任总经理。当时的交通官报就有记载：“查天一垦务公司，在奉天锦州地方，原系已故道员严信厚、道员徐润、施则敬、周晋镳等合资创办。经股东会公举李厚佑为总理。”当时东三省开放领地招垦，地价每亩银一二钱，等到垦成熟地后，高价出售与原垦农民。天一垦务公司垦地售完后，在黑龙江省呼玛县另设“三大公司”，投资仍以坤房
13、为主，李弼安的乾房也有资金投入，开垦荒土地数十万亩，引进“国际牌”大型拖拉机数台。由于运输成本大、粮价低，这次投资亏折很重。天一垦务公司用机器进行农业生产，对于促进东北农业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镇海小港的李善祥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千里迢迢来到辽宁锦州，任职于天一垦务公司，从事开浚马厂鲈鱼沟通渤海的工程（该工程于1928年完成），发起组建锦县东荒恒康农场，研究科学务农，从事改良碱荒的农垦事业。由于锦州当时不生产酱油，李善祥于1922年与铁路锦州站站长陈少亭等合资创办锦州万生酱园，并到浙江绍兴聘请师傅和经理，从此锦州有了南方式的酱油和乳腐生产，后来竟成为东北地区的锦州特产之一。 1923年，
14、李善祥集资银币30万元在锦州庙沟创办“生生果园”股份有限公司，自占75%的股权。庙沟在锦州城松山区，原是一片荒山秃岭，李善祥创办的果园主要种植苹果，并从大连等地以及日本、美国引进红元帅等良种。他说：“我办果园不只是为赚钱，而是要与南满的日本人抗争，抵制他们的经济侵略。”他从实际出发，经过改良，培养出后来驰名全国的红元帅苹果。为培养人才，他还于1928年创办锦州南山耕余学院，自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李善祥到家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转道山东，回到劫后的锦州生生果园，重整旧业。他利用在锦州上层社会的声望和资本家的身份，支援革命活动，他的果园成了锦州地下党的秘密据点。1948年10月锦
15、州解放，为使果园事业有更好发展，李善祥决定将果园、学院以及庙沟所有建筑、财产全部奉献给国家和人民。1949年2月3日，他在给辽西省政府的呈文中写道：“我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前后，集股银币三十万元，自占股份约四分之三，于锦县松山区庙沟地方组设生生果园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无限股东，从事栽培果树，造植森林，为社会倡其后。复于民国十七年独资建立耕余果园专门学院，造育技才，以期加速推广工作，如今无力复兴旧业，复难觅继代同好，为爱护此数十年艰苦缔结之社会资源，不忍坐视其荒芜，夙夜筹计，唯献交公营始得保全，且更能加速推广，俾达初志，意出至诚，别无他求，乞赐鉴原，亟予核准派员接收，继续经营而扩大之，是所馨
16、祝者也。”当时因政策无明文规定，当地政府没有接收。李善祥写信给女婿张爱萍，恳切申述理由，张爱萍为其爱党爱国的真诚所感动，即刻写信给时任中共辽西省委书记的喻平，喻平复信应允接收其全部奉献，并委以果园顾问。果园被接收后，改名为辽西省第一果园，大量种植李善祥所培育的良种苹果，耕余学院培养的学生也成了果品生产的管理、技术专门人才，从而使解放初期的辽西一带成为我国重要的苹果生产基地。奉天（沈阳）是环渤海地区北部的重要城市，历来是辽宁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近代，宁波商人与奉天有商贸往来。鄞县海商谢占壬在追述北洋航线重开的情形时说：“自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莱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年则一年行运四回，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担。”谢占壬本人也是“自幼航海经营，从闽省以至奉天，常年往返。” 奉天有宁波人的经营活动。鄞县人孙梅堂于1912年先后为奉天咨议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