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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留守儿童论文亲子分离论文动态生命历程论文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留守儿童摘 要：当前研究关于留守儿童和亲子分离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截面静态、共时态和结构性的，忽略了留守儿童及其农民工父母的动态生命历程，尤其是父母流动和儿童自身流动这两个更为复杂的维度。将这两个维度纳入到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之中，意味着留守儿童研究的对象、问题及其分析思路都需要改变。因而引入动态生命历程视角对于考察留守儿童与亲子分离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克服静态的定量调查及其分析所面临的桎梏。在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呈现一种“反埃里克森定律”的现象，应引起学界乃至社会的高度关注。关键词：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动态生命历程
2、；“反埃里克森定律”一、留守儿童与亲子分离：基于动态生命历程的重新认识留守儿童问题的本质就是亲子分离，即农民工家庭父母与子女长期分开居住生活。而不管是留守儿童还是亲子分离，都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事实与概念。虽然学界目前对留守儿童的认识存在不同定义，但总的来看，诸多对“留守”的不同界定至少共享了三点基本共识：其一，定义对象居住在农村地区，属于农村户籍；其二，定义对象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或经商；其三，在定义对象的身上发生了亲子分离事件，他们在一定时间内这里的“时间”在不同的研究中显现出差异没有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上述三点共识在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实际调查和研究中其实并不构成一个完善的可操作性定
3、义。因为凭此三个基本要素不能确定谁是留守儿童而谁不是，也不能穷尽所有类型、属于事实范畴的留守儿童。在目前具体的经验研究中，研究者所面对和处理的是当时那些处于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的农村儿童。这也就是说，目前研究只考虑了父亲和/或母亲外出、儿童留在老家的情况，而忽略了儿童自身及其农民工父母的动态生命历程，即对父母流动和儿童自身流动这两个复杂维度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来理解和定义留守儿童，当前研究关于留守儿童和亲子分离的界定基本上都是截面静态、共时态和结构性的，这应该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已有研究早已发现，农民工实际上一直处于不断漂泊和频繁流动的生活状态中。笔者关于流动儿童的调查
4、也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子女也处于经常性地在“老家城市”之间的往返流动中，流动是流动儿童的一种基本生活状态。由此，二者的流动意味着留守儿童的“身份”及其状态仅仅只是他们生命历程中某一时段的属性。事实上，在父母流动与儿童流动的交互机制下，“留守”、“流动”和“非留守”之间反复的“身份”转化，是相当一部分农村儿童的生存境遇。我们以进入城市和返回（留守）农村作为两大行动范畴，通过区分父母行动（将父母视为统一行动的整体）和儿童行动，可以得到四种类型的农村儿童（见图1）。我们将这四种类型的农村儿童分别以字母a、b、c、d来代替。可以看出，除了d类儿童基本上没有受到关注以外，其他三类儿童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
5、关注和研究。在一般的流动儿童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仅关注a类流动儿童，很少注意到b类和c类儿童。而在通常的留守儿童研究中，研究者也往往集中关注处于静态结构中的b类儿童，忽视了a类和c类儿童。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曾经有过留守的经历。反过来，我们所研究的留守儿童也有相当一部分有流动的经历。有项调查发现，约一半左右的农村留守儿童有过随父母流动的经历。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a、b、c三类儿童之间都存在着身份上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我们在图中用三组双向箭头表示他们之间的转化。从儿童的转化轨迹和方向来看，存在由a转为b、b转为c、c转为a、a转为c、c转为b、b转为a这六种可能性。在家庭境遇和家庭
6、决策等因素的作用下，父母或儿童中任何一方如果发生流动，儿童便会经历这六种转化中的某种情况，从而改变自身的“身份”。另外，宏观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会在整体上影响留守儿童的身份转换。譬如，金融危机或大批工厂倒闭导致许多农民工举家返乡，从而使大量原本居住在城市的a类流动儿童变为c类非留守儿童，大量的b类留守儿童也因此转变为非留守儿童。从这个角度来看，留守儿童并不是静态而凝固的。我们很难说留守儿童是客观存在的固定对象，而只能认为留守和亲子分离是农村儿童的一种即时性、阶段性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经历。所以，一旦从动态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待留守儿童，我们无法对留守儿童的规模进行精确测量，因为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流动性
7、特征决定了留守儿童始终会是一个动态的群体规模。只有对儿童的流动与留守经历进行细致考察，才有可能辨别出体现在留守儿童身上的问题哪些是由亲子分离造成的独特问题而哪些又是亲子分离以外的其他变量所造成并存在于所有农村儿童身上的普遍性问题。这里图1中d类儿童的情况是父母在农村而他们独自进入了城市。这类情况不属于留守儿童研究的范畴，在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研究中很难受到关注。以上所述关于儿童身份转化的复杂事实不仅给我们界定留守儿童提出了难题和挑战，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留守儿童和亲子分离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父母的流动，而且要考察儿童自身的流动。只有兼顾父母和子女的流动轨迹，才能完整地呈现儿童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的流
8、动和留守经历及其对他们生活、学习和个性素养等各方面的影响。就留守儿童自身流动而言，它会带来复杂的亲子分离状况。而儿童自身的多种经历和复杂的亲子分离状况，或有可能是导致留守儿童某些特殊问题的真正缘由。就父母这一维度而言，考察亲子分离的模式还需要对父母这一维度进行再次区分，将父亲和母亲的行动分别加以考察。除了图1中父母统一行动（同时进城或同时返乡）的范畴，还必须增加父亲进城母亲留守与父亲留守母亲进城这两类行动范畴。如此，农村儿童便相应地变成了八种类型，他们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分离也相应地具有八种模式。所以，从生命历程的流动角度对亲子分离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我们发现，亲子分离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足够复杂。在
9、具体研究中，我们还要考察亲子分离的其他重要维度，这至少应包含亲子分离的形式（与谁分离）、时间、空间、亲子联系和分离时机等等各个层面。因此，亲子分离本身既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事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分离这一静态事实，同时也是具有丰富蕴涵的理论概念。动态生命历程视角在留守儿童研究的对象和思路上意味着，研究有必要采取一个动态化的概念范畴，将留守儿童放在一个历时态的生命过程中去加以看待和考察。虽然农村儿童在接受调查时属于父母都在家照顾其生活的非留守儿童，但如果他们曾有过留守经历，也应属于研究的对象。而完全没有过留守经历的儿童，研究也要将其作为留守儿童的参照群体。唯有如此，才能更全面、客观地认识和理
10、解哪些问题是留守儿童所独有的。二、多种“身份”的相互转化：具体案例2010年6月，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从整体上对农村儿童自身的流动问题进行了考察。当然，用结构性问卷去测量动态化的流动经历本身就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但是这种考察站在生命历程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留守儿童“身份”转换和亲子分离的复杂性。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对很多内容进行了简化处理。譬如在询问儿童什么时间段在哪儿时，只列举了老家、本市/县城、省内其他城市、省外和不知道等五个选项；在询问哪个年龄段和谁在一起时，也只设计了和爸妈在一起以及不和爸妈在一起两个选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调查的775个农村儿童中，有241个即31.1%的儿童有过流动
11、的经历。这种流动经历是指儿童从出生后到调查时止至少有一次是在外地度过了三个月以上的时间。这种流动经历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出生在外地，到一定年龄后回到老家；或者是出生在老家，中间有一段时间跟随父母在城市里上学，后来又由于某些原因回到家乡等等。考察这些儿童的生命历程，可以发现，留守/流动儿童的既有研究呈现的是结构性、静态性的问题，而一旦考察儿童的生命历程，无论是流动还是留守，都只是儿童在某一个时点的生存状态，他们实际的生命经历要更为复杂，亲子分离在历时态上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由于在问卷调查中有相当比例的儿童并没有完整填写其流动的经历，因此我们无法给出基于儿童流动而造成的大样本亲子分离的
12、情况。在这里，我们主要从调查样本中择取三个流动经历填写完整的儿童样本，依据他们的问卷填答情况来还原其故事，希望通过具有典型性的样本个案进一步说明留守儿童“身份”转换和亲子分离的复杂情形。案例1第64号样本是一位10岁男孩。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其命名为甲同学。调查时他是小学六年级学生，爸爸妈妈都在省内其他城市打工。爸爸外出打工有23年，妈妈外出打工有45年。因在省内打工，离家较近，甲同学的爸妈回家频率相对较高。爸爸几乎一个月回家一趟，妈妈回家四到六个月回家一趟。甲与爸妈之间大约半个月打一次电话。甲同学虽然只有10岁，但他的流动经历非常复杂。他出生在老家，5岁时随爸妈到省内其他城市打工，待了不到一年
13、的时间就回到老家。第二年又随爸妈到省外城市打工，在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又回到老家。直到7岁时，甲同学的父母回到省内城市打工，他在7岁到9岁这三年时间才与爸妈较长时间待在一起。到了2010年，甲同学回到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留守儿童。案例274号样本是11岁的六年级女生乙同学。调查时乙同学的爸妈都在家里，所以她并不是留守儿童。但实际上，乙同学也曾有过留守经历，她的“身份”情况非常复杂。乙同学出生在她爸妈在省外打工的地方，她从1岁到4岁都和爸妈待在那里。在4岁到6岁期间，她跟着爸妈回到本县县城打工。在7岁到8岁时，爸妈又到省外打工，而她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到9岁，爸妈
14、回到老家待了一年，这一年里乙同学和爸妈生活在一起，变成了非留守儿童。在11岁时，乙同学因爸妈外出打工而再次成为留守儿童。而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时点上，她父母在老家，她则属于非留守儿童。案例3574号样本是一个14岁的男生丙同学。丙同学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调查时丙同学因爸爸妈妈都没有外出打工，是非留守儿童。但丙同学从出生到我们调查时为止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流动过程。他出生在老家，一直到6岁以前，爸妈并没有外出打工，他与爸妈都待在一起，属于非留守儿童。在他7岁时，爸妈带着他到省内其他城市去打工，他成为流动儿童。在他8岁时，爸妈带着他回到老家，他成为非留守儿童。在他9岁时，爸妈又带他到省外打工，他又一次
15、成为流动儿童。在他10岁时，丙同学的爸妈仍在外面继续打工而他回到老家，又一次成为留守儿童。2010年，在丙同学接受调查时，他的父母亲在老家。他则是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的非留守儿童。以上三个从问卷调查中提取的具有典型性的样本个案，不是基于访谈调查获取的资料，因此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其原本的复杂性和丰富度的欠缺。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上述三个典型案例中获取有关儿童流动和父母流动复杂情况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第一，甲、乙、丙三个儿童的复杂经历表明，他们的留守、流动与非留守“身份”转换与父母的决策联系十分紧密。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非常重视家庭及其团聚，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共同生活尤受重视。对于儿童而
16、言，完整的家庭结构是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然而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否带孩子进城与他们居住生活在一起，要考虑到经济成本、是否有人照料、孩子上学、生活习惯、健康安全等诸多因素。孩子如何安置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农民工家庭的一项重要决策。而上述因素的变化则决定了在不同时点上不同家庭的不同决策，从而影响到儿童的不同生存状况。第二，甲、乙、丙三个儿童的共同特点是都处于较为频繁的不断流动过程中。这种流动不仅表现为儿童的父母在流动，而且表现为儿童自身的流动。将这一流动过程类型化，我们发现，农村儿童的流动大致包括如下三种类型：一是父母流动，儿童在家，此时儿童是留守儿童；二是父母流动，儿童也随着父母一起流动到城市，此时儿童是流动儿童；三是父母回家，儿童也在家，此时儿童又属于非留守儿童。不同的流动模式导致儿童不断经历“身份”的转变。上面三个案例中的三个孩子也都经历过此三种模式。特别是乙同学，从出生到接受调查时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