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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组讨论：关于：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应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答：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效率这个关键性的概念。经济学上，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即对给定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的一个简化表达。换句话说，社会已经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存在任何浪费资源的现象，以致每个劳动者都实现了经济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效率。而经济学中的公平指的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经济学中的公平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
2、入差距不能过分悬殊，要求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公平只能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贫富差距过大时更应注重社会公平.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般规律。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M.O.洛伦兹提出的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它先将一国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队，然后考虑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将这样的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即得到洛伦兹曲线。将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部分A叫做“不平等面积”，当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时，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HL，OHL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A+B叫做“完全不平等面积”。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
3、之比，成为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的标准。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而在我国，材料反指出：90年代中期，我国居民收入的整体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0这一公认警戒线。在那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善，基尼系数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0.450.50的高水平。这
4、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较大，并有上升的趋势。材料中吴敬琏先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存在很大问题和绝对性。按吴敬琏先生的意思，“合法的收入差距就是在机会平等前提下由各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不平等”。照此说来，这岂不就是“按劳分配”的表现吗？按劳分配形成的差距能有几十倍、几百倍那么大吗？如果“正常的收入差距”果真是机会平等前提下由各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所造成的，干吗还要“建立全民低保”和“归还社保欠账”？事实是，“正常、合法的”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由各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所造成的”，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资分配造成的！而这个“资”又未必是在“机会平等前提下”取得的！虽然吴敬链“再次呼
5、吁尽快”“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和“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但又对课征高额累进税的主张，扣了一顶政策上“存在方向性的问题的大帽子”。他反对向高收入人群课征高额累进程，表面上的理由，似乎是这种高收入属于“正常合理的”，不同于“腐败和垄断”的”不正常”收入，合法的收入作为私人财富，应该受到保护、“神圣不可侵犯”！如果真是这样的逻辑，未免荒唐。难道“合法的”收入就不能征税吗？显然，吴敬链不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如此高调反对课征高额累进税，会不会是隐匿了另一层不便明说的用意？其实，从他对课征高额累进税的主张扣上政策上“存在方向性问题”的大帽子中，还是不难理解吴敬链的真实用意的
6、。在吴敬链看来，有些人之所以提出向高收入课征高额累进税的主张，是因为“他们把收入差距的这种不正常的扩大，归因于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中国领导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过分强调效率，导致贫富差别扩大和平等的受损”。这种观点，在吴敬琏眼里就是一种否定市场化改革的言论，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所以，吴敬琏立即向“课征高额累进税”的主张砸过去一根大棒：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按吴敬链的意思，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只能是一个：“腐败和垄断”！除此之外，任何归因市场经济改革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而腐败和垄断正是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的表现，谁把问题归咎于改革，谁就犯了
7、“方向性”错误！企业主和中产阶级的高收入恰恰是市场化改革的伟大成果之一，保护他们就是捍卫市场化改革的成果！谁对他们课征高额累进税，谁就是否定改革，谁就是把“矛头”指错了！这就是吴敬琏反对高额累进税的逻辑和真实用意！明白了这一点，便可释然他的“自相矛盾”说法，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过大危及经济安全，加剧社会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扩大，已进入“黄灯”区。2、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扩大，已经超出公认的合理范围。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真正原因是分配制度出了重大问题：一是从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产生了一批民
8、营企业和私营业主，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而他们却很少所得税，而其他工薪阶层，虽然相对很低，却必须照章纳税，收入与付出的不平衡使这种差距更大；二是大批民营企业家在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拼命压低职工的收入，珠三角地区12年来职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1000元，现在还是这个水平，浙江、福建等地均不周程度的存在这种情况，长期的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最终引发农民工的反抗，至使2000年以来，全国出现大面积用工荒，这是职工用脚投票反对低工资；三是国企内部分配制度改革过于急进，盲目引进国外的年薪制和职位工资体系，使国企内部收入差距，由改革前的一、二倍，
9、扩大到目前的平均13倍（一些行业和企业甚至达到100倍以上）；四是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产业化的过程，使这些部门的收入膨胀，而低收入者的支出增加，间接扩大的社会的收入差距；五是政府公共职能的弱化，在改革中，把应当由政府承担的对公民的基本保障的公共职责推给了个人，如房改、教改、医改等，使职工的实际收入出现下降；六是税收入的分配调节功能弱化，理论上一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而这一过程应当由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完成，然而由于税收的问题（最有钱的人交最少的税，最没钱的群体交最多的税）保障体系不完美的问题，使这种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无法发挥作用。 因此为缩小收入差距，建议采取以下基本对策及途径：
10、1、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正。当前，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没有经济发展来支撑，缩小收入差距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分配制度不尽完善，财富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因此，我们高度重视建立能够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公正原则。首先，加快发展、和谐发展。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经济快速发展、群众生活富裕，则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停滞不前，老百姓贫困潦倒，则社会不和谐、不稳定。所以，缩小收入差距，必须加快发展，把发展作为解决收入差距的关键。其次，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调节制度，利用税收政
11、策，调节高收入者。调节高收入者的主要举措是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度。通过一定的所得税起征点和起征点上的累进征收率，对不同水平的高收入群体征收赋税。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及其引起的社会矛盾，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三，调整社会政策和社会结构，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根据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中等阶层的比重，造就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合理的社会结构，是一条比较好的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 2、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加大保护低收入者的利益。要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的实施，确保社会保障向低收入和困难群体倾斜，突
12、出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问题，加大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到位。当前，因利益关系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明显增多，主要集中反映在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就业、农牧区土地、草场征用划分、城市拆迁和涉法、涉诉案件等方面。因此，制定和出台法规、政策，要充分考虑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找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利益的平衡点，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缓解因收入差距过分悬殊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3、统筹城乡发展，改变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个“小康”对农牧民来说，仍然是一个解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标准。要解决带
13、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的问题。首先，要实现从传统农牧业产业向现代农牧业产业转型。既要发挥传统农牧业经营技术作用，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更新农牧产业，加大农牧业产业技术含量，改善农畜产品品质，提高农牧业劳动生产率和农畜产品出产率。尤其在产业结构上加大调整力度，以市场导向为主，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其次，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牧区人口转化成非农牧业人口。解决城乡分割，工农牧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问题。探索建立农牧区社会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打破城市居民和农牧区人员的明显差异的生活待遇模式。再次，调整国民收入结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牧区的财政转
14、移支付，把投入重点转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通过统筹城乡人居环境、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等举措，切实改善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农牧区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 4、完善分配体制，促进社会和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要保护在改革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及其财富的拥有者，要继续支持并保护靠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的群体，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没有条件地进行“劫富济贫”。但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说，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平也是硬道理，如果社会分配体制不公平，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会陷
15、入社会两极分化的陷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国家宏观调控。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的保证，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使相对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总体水准保持一种大体同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 总之，我们必须正视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对社会公平问题要高度的关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防止
16、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保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参考文献：1、从缩小权利差距入手 李爱香 谢全胜 中国改革2002年7月2、收入差距拉大原因究竟在哪里 吴敬琏3、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张维迎4、怎样衡量收入差距 周其仁 5、与吴敬琏商榷，请先生看看香港 郭松民 新华网6、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民生 作者：唐晋。人民日报出版社 7、中国问题报告 公平与效率 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杨宜勇 今日中国出版社8、制度创新与共同富裕 孙居涛 人民出版社9、调节不合理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麻健 中国经济出版社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紧紧抓住卫生事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拓创新，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不断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ources, protect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