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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企股份制改革：风雨30年苏静 2011-12-02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在国有企业改革风雨兼程的30年里，无论是面对无人响应的冷遇，还是遭遇众口纷纭的指责，无论是位列国家智囊，还是立于咫尺讲台，经济学家厉以宁始终如一的研究和发展股份制改革理论，坚持不懈倡导和推动中国国企股份制改革的实践。中国经济改革的前20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在风霜雨雪中萌芽，却始终艰难踟蹰。1997年，资本收益率只有3.29的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深陷危局，此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才得以全面推开。在1997年之后的十多年里，国企改革以股份制为方向，脱胎换骨，凤凰涅槃，走进了气象开阔的新天地。20022007年，国有企业户数每年减
2、少近1万户，但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9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2500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1800亿元，年均增长分别为16.1、33.7和18.2。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中浓墨重彩的篇章。2009年11月22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大奖颁发给厉以宁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盛典，也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之父厉以宁的80华诞。对学者厉以宁来说，这是个既重要，又不重要的日子。因为对于一个历经岁月的人、一个一心治学的学者、一个胸怀国家的改革推动者、一个心系民生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任何殊荣都是小小的标点，任何庆典都是飘逝的乐句，任何总结都不会是休止符。我们也只能用中国经济理论
3、创新奖的颁奖词来对这个隆重的日子聊表纪念：“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主导改革的讨论中，引领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动了所有制改革，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发轫，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体系建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由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系列著述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该理论全面阐述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在理论上一方面将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
4、空间。对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在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的学术民主投票表决中，以厉以宁先生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得赞成票第一名。表明了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充分肯定。为此，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织委员会将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予厉以宁先生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发给“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时候，回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30年波澜壮阔、一波三折的历程，触摸中国国企在成长蜕变中留下的一个个足印，我们百感交集地发现，我们的国企改革已经在艰难蹒跚中走了很远，但还有更长征途铺
5、展在未来。国企改革的艰难探索在建国初期，个体经济还是中国经济的主体。1959年，国民经济中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中，个体经济为71.8，全民所有制经济为19.1，集体所有制经济为1.5，公私合营经济为0.7，私营经济为6.9。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国家加快了构建国有经济的步伐。然而历史的步伐常常难以在迈得太大和迈得太小之间找到平衡。到了1980年前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公有制经济占95.3，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公有制为绝对主体和高度计划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随之暴露出来，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的运行形成了高投资、低产出、低效益的痼疾。从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
6、夕的21年时间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增长了6.7倍，而国有企业生产总值的增幅仅为3.9倍，投入产出差距甚远。扩大企业自主权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周冠五（首钢厂长）们成为那个阶段的企业英雄。周冠五的新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
7、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卓有成效，让首钢改革迅速成功。改革后的头3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首钢和周冠五只是那个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者的典型代表。到1979年底，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全国试点企业发展到4200家，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1.6，实现利润增长15.9。但与此同时，扩权改革的局限性与当时体制的矛盾很快也显现出来。一方面，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困境。企业除了不断要求政府主管部门进一步扩大自主权以获得更多的产出和留存利润，还会就留成比例与有关部门进行反复讨价还价，甚至虚构成本以隐瞒利润，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
8、改革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内进行的，企业并没有摆脱作为政府部门附属物的地位。因此，一批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的领导人开始试图超越“放权让利”，探索新的改革思路。承包制80年代初，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成效显著，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了。于是，一些领导人提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的口号，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到1988年底，全国预算内大中工商企业承包面达到90，其中大中型企业达到95。这时我们还要提及首钢和周冠五。从1982年起，首钢就开始实行承包制，主要办法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自实行承包制以来，首钢效益持续大幅增长，有关部门对它的利润索取也越
9、来越大。首钢的上缴利润承包基数一开始为5，后来上升到6.2，再又上升到7。双方矛盾在1986年终于激化，这年12月，北京市财政局下达通知，要求首钢补缴1.0899亿元的利润。周冠五拒不执行，财政局于是通过银行强行扣掉首钢账上的2500万元资金。首钢与主管部门的矛盾是一个日渐扩大化的普遍现象。当企业自主权落实，本来被压抑着的生产积极性在短时间内被激发出来，产量便很快增长。但这时，计划体制与企业内在冲突的矛盾就开始尖锐。原本以为只要把在农村中一试就灵的承包制拿到企业改革中来就可以了，可没成想后者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以个体生产为主的农村经济，中国企业变革开始陷入经济学家高尚全所总结的“一统就死，一死就
10、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轮回中。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停止在城市推行工商承包制。到1993年以后，国家全面终止了承包制。利改税前两阶段国企改革的现状表明，如果利益分配没有明确界定，即使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被暂时释放了出来，它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矛盾也不会得到缓解，而且可能愈演愈烈，首钢与北京市财政局的纠纷事件在全国不断地上演。同时，利润留成很难规范，在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上随意性较大，容易出现“苦乐不均”、“鞭打快牛”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83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同意把执行多年的利润上缴方式，改成有比例的纳税制，即“利改税”。以武汉锅炉厂为
11、例，利改税后的经济效益增长迅速。1983年初，湖北省机械工业厅下达给该厂的年度工业产值计划4200万元，利润计划812万元。实行利改税以后，为了使职工奖金不低于2.5个月的工资水平，企业主动将产值提高到4700万元，利润提高了862万元。全年实际完成工业总产值5028万元，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超越了企业“六五”规划后3年要达到年产值5000万元的目标。利改税是国营企业向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它把企业从主管部门的大包大揽中解放了出来，客观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企业与主管部门的紧张关系。据统计，到1983年底，实行利改税的国营工业企业共有26500户，为盈利企业总户
12、数的94.2。不过，利改税的潜在问题也暴露了出来，税种过于单一，难以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税后利润的分配仍然比较复杂，且具有任意性等等。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涉及企业一旦出现风险和亏损时，责任如何界定，并且没有完全根除“大锅饭”的缺点。利改税搞了4年，结果连续20多个月企业上交财政任务完不成。到1986年底，财政收入上不来，企业交不上税。“股份制”萌芽在中国经济改革尝试各种方向和路径的时候，中国企业的股份制像冬天土壤中的幼苗，在躁动萌芽之中。据黄泽华博士在中国股份制改革30年回眸中的研究和其他资料，我国的股份制改革萌芽在1978年前后就开始了。“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某
13、些社办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自发地采用了集资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红的办法，使企业规模越搞越大，企业经营充满活力。农民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入股，形成了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这就是股份制的雏形。在大多数人不知股票为何物的时候，在理论界和实业界还在争论市场经济和股份制应该姓“资”和姓“社”的时候，各种形式的股份制早已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了。1983年，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成立。1984年7月20日，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即可以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社会资金的股份制企业。颇具戏剧性的是，及至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开始登堂入
14、室，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革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还没有出现。”当中国企业的股份制实践在萌动之中时，还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师的厉以宁正在潜心研究西方经济理论，以其特有的冷静和敏锐观察着中国的改革进程。1978年，厉以宁和老师罗志如先生开始撰写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一书。他们研究了20世纪以来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厉以宁发现，所谓“英国病”其实是畸形经济结构、“福利”支出的大锅饭包袱、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各阶层的离心离德等的综合症，而“社会主义试验”、“国有化”、“计划化”都不是英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英国病”其实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中国病”
15、。从这时起厉以宁开始认识到，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1980年45月，为了解决1700万“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的回城知识青年和320万留城青年的就业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了一个劳动就业座谈会。当时作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参加了这个会，并且在会上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一次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不过，这个建议在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响应。3个月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次提出要实行股份制。这一次，厉以宁的提议得到了
16、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董辅礽等学者的赞同。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人对经济学和资源配置的理论并不熟，很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力推股份制试点从1970年代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到80年代初的“承包制”改革，再到后来的“利改税”，国有企业改革一波三折，最终都因效果不好而终结。于是，人们回过头来开始考虑股份制。1984年，厉以宁在安徽马鞍山市作了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论述了中国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包括企业发行股票、职工入股、组建公司集团、居民成为投资者和创业者等设想。也是从这时起，厉以宁就一直坚持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方向。19851986年间，中央政府提出“价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