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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张胜辉（河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开创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指引中国人民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把集体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作了系统阐述，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关键词:毛泽东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政权一、“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
2、形成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就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从思想上和实践上作了重要的准备。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特别是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考察了我国国情，提出了中国革命发展总轨道的初步战略思想。正确认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是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并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反复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
3、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6年12月20日。在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方面，他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1927年初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集中了党从事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使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地深化了。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实际，提出和论述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他说：“宗法封建性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这是很深刻的分析，正是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得到了在理论
4、上的进一步阐发。问题很明显，既然农民革命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封建地主阶级，即反对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中国的墙脚，那么，农民群众起来打烂这个基础和墙脚，也就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否则，不动摇这个国内统治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那就“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毛泽东：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在这里，明确指明了反帝反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的实质内容，应该是消灭农村的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正是从这点出发，毛泽东把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真革命与口头革命派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在当时，一般革命者虽然大都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
5、命的中心问题”，并反复论述这种观点，但他们往往只是从中国经济落后，农民人口众多和生活痛苦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则主要是从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来阐释农民问题严重性的。他的分析切中要害，入木三分，应该说是精辟透彻的，时人作如是分析者是很罕见的。 其次，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鉴于封建剥削制度在中国农村显然占有着极大的优势，根据多次的农村调查和农运工作实践，毛泽东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的目标，就必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彻底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的亿万农民积极地行动和组织起来，以献身于这一革命事业。1927年初，他根据在湖南对农运考察的结果，向党中央写报告，
6、尖锐批评了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右倾错误，明确指出：贫农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党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接着，他在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上，在土地委员会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在党的“五大”上，多次强调要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和中国问题症结所在的深刻认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高度重视，是他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得以创造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按照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战略构思，要彻底改革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必须要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
7、建的国家，对外没有独立，对内没有民主，在农村更是赤裸裸的地主权力对农民极其残酷和野蛮的统治。只有推翻地主政权，其它权力才会跟着动摇起来调查和分析封建制度下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这种权力状况，对于正确认清中国国情，决定革命的战略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毛泽东当时还不可能赋予它以更深远的意义，从中国革命道路的高度加以理论上的论证，但它却充分反映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他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并为以后进一步的理论创造准备了思想条件。 总之，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极端艰难困苦时期提出和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以及关于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的主张，他
8、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深刻剖析和根据这种剖析提出的关于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的见解，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意义极其深远。它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民武装政权、土地问题为核心的初步战略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形成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关于这一理论的形成，毛泽东也有实践、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程度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井冈山时期。“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到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率领起义的工农革命
9、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了三湾改编，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打破了旧军队留下的军阀习气，随后，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初步形成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1928年10月，毛泽东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回答了一些同志在四周白色政权不断“围剿”的环境下产生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说，这种根据地存在的客观历史条件就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
10、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以及伴随而来的白色政权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当然，要坚实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只这一个条件是不够的，还要选择受革命影响而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要看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还要有党领导的红军和党组织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不犯错误。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同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又进一步回答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小块的红色政权怎样才能巩固和发展?他说，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不仅要具备客观条件，还要具备主观条件。他补充的这些条件就是：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和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形和有足够给养的经济。他总结了井冈山斗争
11、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渐形成一套适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的政策，即：“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中，首次把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具有确定科学内容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工农武
12、装割据的理论和实践，解决了党在六大上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但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这时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毛泽东还没有这些思想。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第179页。因此，井冈山时期，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党和毛泽东都还在进一步的探索，还没有作出理论上的概括。 第二阶段，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为主要标志。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经过艰苦斗争，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建立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其范围已发展到十多个省区。正是在这样的
13、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全党多次反复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才将小块的工农武装割据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揭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在理论上做出了新的概括和论证。 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多方面地从理论上阐述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重要作用的思想。首先，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把革命根据地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军事上联盟的最高形式，并且把这样的根据地看成是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潮的出发点，在
14、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形成“要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第179页。其次，他明确提出了：“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以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内容的武装斗争，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扫除一切旧的野蛮制度的根本前提。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这三位一体的内在联系。再次，毛泽东强调只有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为了创造强大的红军，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政权发展采取“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方针，制定了扩大人民武装采取赤卫队、地方红军、正规红军的逐级武装体制以及
15、相应的人民战争游击战术。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在认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比之井冈山时期更加深刻了。它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标志着他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毛泽东的认识也有待于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逐步总结而不断前进。在农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这一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上；在对敌我力量进行全局性的估量上；在对中国革命长期性的认识上，还要有一个实践、认识的发展过程，才能作出进一步明确的、深刻的科学论证。 第三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期，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
16、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部著作，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脱离了危险而走向新的高涨。这时，党有了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毛泽东也有条件全面地、系统地从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它的特殊规律，进一步阐明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这“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在这本著作中，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他在批判照搬苏联内战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指出，不了解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