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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两汉社会发展观探赜石明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邮编：）摘 要：华夏民族的古代社会发展观萌芽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它以天人合一、博大精深的古代生态观和丰富而宝贵的民本思想为主要内涵，并与时俱进而逐步升华。后世封建王朝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以充满智慧的和谐社会发展理念为指导，调控人与自然、君与民的利益关系，使我国古代农业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从而铸就了我国封建时代高度的农业文明。故本文拟以领悟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观的真谛为旨归，进而为新世纪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史鉴。 关键词：生态；民本；和谐；发展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在主观能动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和积
2、淀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对生产实践、人际伦理、政治、文化等诸多活动整体系统的认识和理念，构建了特定时代完整清晰的社会发展观，进而以此来理性指导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类文明演进和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果，都是人类在持之以恒的生产实践基础上，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解放，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前者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人关系，后者的实质则是人际伦理，也就是人们在生产组织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具体来讲，在中国古代也就是“君”与“民”的关系。人类文明无一不在在这两个层面上开花结果，而相比之下，华夏文明在这两个方面的实践
3、、思考、总结，远比西方要先知先觉。当世界其它大河流域的文明相继中断湮灭，西方也在为自己文明没落的宿命悲观的时候，东方的中国则自强刚健，挺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苦难、冲突、动荡，进入新世纪后，又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个中原委也恐与此不无关系，故本文拟从上述两个层面立论，努力从传统历史文化中探究慧解，以矫正当代科技文明所造成的人类自以为是、戡天役物的种种偏失，从而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史鉴。先秦两汉是华夏文明起源和奠基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观从萌芽、形成到成熟的重要的历史时期，大量的古代典籍和原始可靠的简牍资料对此多有精辟深刻的论述和充分的反映，今天的习史者细加探究、
4、爬梳，不难领悟当时社会发展观的真谛，一、 天人合一的古代生态观1. 尊重自然规律人类告别树上的攀援生活，开始刀耕火种的生活时，便开始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传说时代的鲧禹父子治水，其时间、空间、人物可信与否虽很难考证，但治水之事在远古必定会面临和应对，父以堵为法，治水无功，被舜问责，流放羽山而死，子以导为法，根治洪水，民安居乐业，遂功成名就，依“禅让制”即位，史称禹王。大禹治水的故事充分反映了先民们从违背自然规律的惨痛教训中吸取经验，初步理解并懂得了尊重自然规律的必要性。后世治水多依此法，就连春秋时的葵丘会盟，齐桓公也在其“五禁”中规定“无曲防”，而战国时，魏相白圭治水，自诩“愈于禹”，孟子则严肃
5、批评他：“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君子以邻国为壑，水道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之所恶也，君子过矣。”1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处在探索萌芽状态，而到战国末，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则达到了一个非常自觉的高度，对此，荀子综合前人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圣王之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2而
6、稍晚于荀子的一代史学大师司马迁更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求自然和社会历史规律为学术使命，他在太始公自序中批评阴阳思想时论道：“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3这些宝贵的思想对那些不尊重自然规律、急功近利、杀鸡取卵、涸泽而渔者无疑是振聋发聩的警示。不仅如此，荀子的认识还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层面，论及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尊重规律的重要性，荀子天问：“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4诸子思想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今世师心自用、高谈阔
7、论规律者应当从自以为是中惊醒。2. 保护自然物种自母系氏族公社时代始，人们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就产生了图腾崇拜。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以轩辕为首领的氏族把熊视为图腾，因此又号有熊氏，而左传则记载少昊氏以玄鸟，凤鸟为图腾，这是我们祖先自发保护生态物种的开始，也是远古环保意识的最初萌芽。这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意识和思想被后来进一步继承和深化，逸周书火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5吕氏春秋孟春：“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麋无卵”；同书仲春：“是日也，安萌芽，阳动少，存诸孤”，“是日也，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
8、”；季春则规定：“田猎（捕）罼戈，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6类似记载还有淮南子时则训：“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7在此基础上礼记中进一步系统阐发了中国古代的月令观。当然，先秦两汉月令观的主旨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通过阐述四季物候历象等自然现象，进而为统治者勾画理想的施政纲要，因此主观上并没有像今天基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思想而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和措施。当时禁止杀伐伤生的理由仅在于阴阳明堂思想认为春季属木，阳气渐盛，是万物萌生的季节，所以天子政令应以宽厚仁恩为旨，倒行施逆则会遭受天殃。尽管如此，这种认识错位的禁止杀伐的思想，客观上却对保护珍稀物种和其他自然资源极为有利，因此，这种朴素
9、的古代生态观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值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禁止杀伐伤生的思想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认识和诸子学术讨论的层面，而是具体切实贯彻于当时的生产实践和行政司法管理，这一点，出土简牍资料中有可靠的佐证，睡虎地秦墓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麋卵谷，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日而纵之， 不幸死而伐棺椁者，是不用时。”8不难发现，这应该是迄今所见生态资源保护立法的最早开端。而上世纪90年代初，甘肃敦煌悬泉遗址第二十六号房址发现的壁书使者和仲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9简称为元始月令则对自然物种的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一步作了赅详的规定，其中与前文引述的月令内容相关
10、的诏条如下：（释文中部分文字由于录入困难，均以现行文字代替。）禁止伐木 谓大小之木皆不能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7）毋擿巢 谓巢空实皆不得擿也，空巢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8）毋杀幼虫 谓幼小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 （9）毋杀胎 谓禽兽六畜怀任有孡者也尽十二月常禁 （10）毋夭蜚鸟 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 （11）毋糜 谓四足之及畜幼少未安者也尽九月 （12）毋卵 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 （13）毋侵水泽陂阤 四寸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 (21)毋焚山林 谓烧山林田獦伤害禽兽也虫草木四月尽 (22)毋弹射蜚鸟及张罗为它巧以捕逐之 谓逐鸟也 右季春月令四条义和臣秀义中臣充等
11、对曰尽力奉行 （24）尽管元始月令的初衷是王莽摄政为表政绩，以曦和官刘歆主持，组织文人学者对月令观的系统继承和总结，但显而易见，其主要内容却与动植物资源保护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以诏书形式颁行至基层的这一告令，其可称道之处不仅在于它对月令各诏条详加解释，而且明确主管月令的职官曦和四子据此履行督察之事，诏书元始五年五月十四日丁巳颁行，八月已见于最基层西北边陲敦煌效谷县悬泉置的房屋墙壁。由此足见当时地方政府对汉王朝该诏令宣传贯彻的时效性。而如果说悬泉壁书仅具宣传功能的话，居延新简中的相关册书则是不折不扣执行这一政策的有力佐证，具体简文如下：甲渠言部吏毋犯四时禁者10 74EPF22：46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 74EPF22：48A掾谭 48B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犯四时禁 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犯四时禁者敢言之 74EPF22：50A掾谭 50B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障守候 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 谨案部吏毋犯四 74EPF22：51A掾谭令史嘉 51B时禁者敢言之 74EPF22：52B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障守候 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 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 74EPF22：53A掾谭令史嘉 53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