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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有银行改革中的自增强机制：提出与解读 胡维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金融保险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0）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银行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结合自增 强理论，提出了我国国有 银行改革中的自增强机制，并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四大利益主体进行了解读。文章主要观点有：第一，当前国有银行改革存在利益沾滞 ,改革已陷入胶着状态，已被锁定于低效的劣等均衡。第二，内生于经济、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干预机制是使自增强机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国有 银行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是国有银行改革掉入陷阱的诱因。破除行政干预机制，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是其他各项改革成功推 进的前提，也是提升整
2、体经济素质的前提。第三，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引导、做一个“客户导向型”政府是政府职能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关键词：国有银行 自增强机制 利益沾滞 行政干预 政府职能一、引 言自增强机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原本是物理学、化学动力学和理论生物学中用来描述自增强或自催化一类动态系统的，即具有局部正反馈系统的概念。经济学中的自增强机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经济学教授 W布雷恩阿瑟（WBrain Arthur）首先提出，他也是“锁定路径依赖”理论的首要开创者。他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边际报酬递增（increasing marginal revenu
3、e）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的预期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品质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有能够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于恶性循环，甚至“锁定”在某种被动的状态下，难以自拔。总之，细小的时间和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自增强理论认为，经济系统中的局部正反馈的自增强机制来源通常有四种：高昂的建立成本或固定成
4、本(这使降低单位成本较之增加产出占优势)；学习效应（当生产普遍增长时，该效应将改进生产或降低生产成本） ；合作效应（这使与其它采用相同行动的经济代理人“和睦相处”占优势） ；适应性预期（市场的普遍流行使人们相信市场还会进一步流行） 。同时，自增强机制使经济系统产生以下四个特性：（1）多态均衡(Multiple Equilibrium )：系统可能存在两个以上截然不同的市场份额的渐进“解” ，系统最终选择哪一个是不确定的、不唯一的和不可预测的。 （2）可能无效率(Possible Inefficiency)：如果一项技术先天的“好于”另一项（按某种经济福利指标衡量） ，但由于“坏运气”而未被采用
5、，那么，最后 本文根据笔者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4.6.11 的银行改革中的利益沾滞一文修改而成。此外，文中所指的国有银行除特别说明外，专指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2的结果也许就不是最大可能收益。 （）锁定(Lock-in )：系统一旦到达某个“解” ，便难以退出。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市场份额的前期历史部分的是微小事件和随机事件的结果能够决定哪个解优先（Arthur,1988） 。经济学中的自增强理论迄今未被纳入主流经济学，它本身也还没有完全体系化，但是自增强机制却存在于经济学分支的诸多领域中 ，其包含的思想对我们也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目前，已有很多学者
6、提出过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现象，但对于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的自增强机制却少有学者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探讨和阐述。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银行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结合自增强理论，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国有银行改革中的自增强机制，并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四大利益主体进行了解读。提出当前国有银行改革存在利益沾滞（Interest Stickiness）,改革已陷入胶着状态，已被锁定于低效的劣等均衡。进而提出，内生于经济、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干预机制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是国有银行改革掉入陷阱的诱因。破除行政干预机制，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是其他各项改革成功推进的
7、前提，也是提升整体经济素质的前提。并指出，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引导、做一个“客户导向型”政府是政府职能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二、国有银行改革中的自增强机制：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银行改革的步伐就从未停止过。1978 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脱离财政部，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专业银行，完成了由垄断银行体系向双层银行体系的变迁，但专业银行之间严格的业务领域分割和职能分工，使得银行体系的市场竞争结构仍处于高度垄断状态。80 年代末期，一些股份制银行纷纷成立，但它们并没有获得与四大国有银行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中央政府在
8、政策上明显地偏向于四大国有银行。1993 年，国务院做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并明确提出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要求，之后在 1994 年相继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但我们看到在现实中四大国有银行仍无法摆脱政策性业务的负担，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使政府重新认识到银行体系的风险隐患和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加大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决心和力度。并于 1998 年发行 2700 亿特种国债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为其补充资本金。但是随着我国高储蓄倾向的有增无减 ，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然持续下降。1999 至 2
9、000 年间，又设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国有银行14000 亿不良资产。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每年都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新增不良贷款又达到了 20000 多亿元 。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在穆迪公司的协助下建立了“国有银行考核评价办法” ，试图建立一种“标杆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 ”，2001 年又将改革转入法人治理结构领域，但这些都没有取得我们想要的预期效果。由于加入 WTO 的“时间约束效应”和“巴塞尔协议约束效应” （张杰，2004） ， 事实上，很多文献涉及到这一问题。如国外学者(1) Agliardi, E.& Bebbingto
10、n, M. S, 1997,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 and market inform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96,444455. (2) Boyer, Robert & Orlean, Andre. ,1992, “How Do Conventions Evolve?”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October,165-177.等。国内学者，李绍光(1996) 利用阿瑟的自增强理论探讨了我国市场发育中的自增强现象。和春雷(1998
11、)分析过我国腐败市场存在的自增强机制。 张勤(1999)利用自增强理论分析了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锁定过程，并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解析。吴有昌(1999)、曾国安（2001）都曾论述过通货膨胀的自我强化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居民储蓄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19782001 年居民储蓄余额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9.3%，现已逾 11 万亿元。 截止到 2003 年 6 月底，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 20070 亿 元，不良贷款率为 22.2%。 （银监会2003 年 8 月 7 日公布的统计资料，参见蔡慎坤：银行改革：再不能头痛医头， 证券导报，2004 年 2 月 28 日）
12、3出于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的考虑，2004 年 1 月，国务院决定以 450 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推进其上市。有人说这标志着国有银行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在试图走一条新路，是“综合改革”的新起点。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用所谓的一般视角和国际商业银行的通行安排来思考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取向问题。从上述国有银行改革的历程来看，国有银行寻求与国际接轨的改革努力所取得的实际绩效是相当有限的，每经过一轮改革，国有银行的外观与技术参数越来越接近于国际通行水平，但其内部的核心制度结构与金融行为却似乎变化不大（张杰，2004） 。为此，我们不得不重
13、新审视、反思乃至质疑我们以往的国有银行改革，应该说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无误 ，而国家与国有银行自身也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可最终除了付出巨额的改革成本、重组和派生一些在概念上符合改革要求的机构之外，为什么我们总是感到离那个目标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呢（张杰，2004）？为此，笔者提出：在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自增强机制” ，这使得国有银行改革最终掉入变革陷阱，改革被锁定在一种低效率的劣等均衡状态。从而为上述疑问尝试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国有银行改革中的自增强机制形成过程实质上是各种利益集团不断“博弈”的结果。具体形成机制如下图所示：政府出于经济和政治的目的，通过直接的行政干预
14、机制控制、调配金融资源政府通过行政干预机制干预国有银行的经营政府与国有银行政企不分，“政权侵犯了产权” ，国有产权的行使变成了政权的直接干预 （1） 、政府的行政化作风传染给了国有银行，银行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2） 、国有银行完全服从政府的行政化命令，银行经营的轴轮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部门推动，银行内部激励约束机制被扭曲，权责利十分不明确（3） 、政府调配金融资源来支持经济发展和国企改革，银行经营目标混乱，经营职能错位，财政职能侵袭了银行领地，银行政策性负担过重；地方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国有企业变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银行经营动力不足，约束软化，产生了“道德风险
15、”和“委托代理冲突”国有银行产生了向国有企业的“学习效应” ，与政府讨价还价，内部出现“分配性努力”超过“生产性努力”的现象， “搭便车” 、 “偷懒”的行为随处可见，产生并强化“内部人控制” ，国有银行变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行政干预机制的继续存在使委托代理冲突得到自我强化，加上泡沫经济、金融市场失灵、金融监管失灵、政府失灵等外部催化作用，导致银行机构出现四种类型的管理问题，即“技术上的管理不当” 、 “掩盖式管理” 、 “绝望管理” 、 “恶意管理” （阙方平，2001） ，银行经营出现风险，成为有问题银行政府对国有银行实施救助，行政机制得到强化国有银行再次产生“道德风险”政府再次行政干
16、预，实施救助 国有银行产生“适应性预期” ，即认为政府还会通过各种手段救助银行（恶性“自增强机制”形成）由于“WTO 倒逼效应”的存在、其他市场竞争主体增加对国有银行的挑战、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政府再次主导国有银行的改革，行政干预机制得到再次强化银行既得利益集团把改革推向政治化而非市场化（易宪容，2003） ，一定条件下还可能与其它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利益合谋” ，即产生利益集团之间的“合作效应” ，阻碍中央政府的改革 改革出现沾滞，改革被锁定在低效率的劣等均衡。三、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自增强机制的解读胡汝银（1992）认为，在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涉及到许多利益主体，改与不改，改 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即是按照市 场经济原则， 对国有银行进行商 业化、市场化改革，使其能够“自我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成为真正的市 场主体。4多大程度，改向何种目标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