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阶层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所起作用》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等收入阶层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所起作用（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中等收入阶层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所起作用一 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后遗症正逐渐显现。新加坡联合早报就说，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出现了相当显著的贫富差距。报道指出，目前贫富差距最小的是北欧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该系数在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低，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贫富悬殊越小；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低，贫富悬殊越大。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逐渐成了人们抱怨的焦点。据报道，中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就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
2、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薪酬更是天价。中国社会整体逐渐这样塑形，“洋葱头形”那就是底层仍然很大，中间阶层成长不良。2008年，每日电讯报刊文称，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威胁经济发展。文章指出，收入、医疗以及教育这些可以衡量一个人财富水平的因素，在中国富裕城市，比如上海都已经接近欧洲国家的水平，但是其他一些地方还相差很远。于是，不少专家学者呼吁“我们需要橄榄形结构的社会”，让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社会中间阶层迅速成规模。日本日经新闻就援引苏海南的话说，如果中国人的工资每年能至少增长15%，那么5年能翻倍。有人干脆给“中产
3、生活”来了个总结：中产者是这样生活的：三分之一以上月收入过万；开着日本轿车；住着明星楼盘；使用国际品牌笔记本电脑办公；用苹果或诺基亚的智能手机；经常出入于中国大饭店、北京嘉里中心、上海新锦江大饭店这样的豪华酒店；无论是购物还是娱乐，都习惯刷卡消费；最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不难发现，民众对中产阶层的议论纷纷，主要还是因为中产阶层并没有一个权威标准让大家都来称一称自己。而国外界定中产阶层，是从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指标来衡量。二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内涵解读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是越来越高。如果说在改革初期，有许多知识水平不高，但靠把握时机能力强，能钻政策漏洞与法律空隙而发家
4、的人或“暴发户”等，没有显示出知识化、智能化、技术化倾向。在市场化逐渐走上正轨，理性回归，法制相对越来越完善的今天，想要跻身中等收入阶层，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即知识、技能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回报率呈正相关性。据最新调查显示，人力资本存量对社会和个人都会带来较大收益，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就会增长6%-7%，这个水平已接近欧美国家。 从现有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知识构成上看，中等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员文化、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占优势。但能不能说具有较高学历、较高技能的人一定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分子，这可从发展趋
5、势去看。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就业人数与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关系是供过于求，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甚至一毕业就待业的现象。但从发展趋势看，他们最终会凭借已有的人力资本，加上初期实践摸索出经验，日后获得较好工作岗位、得到较高收入和良好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远大于低学历或无学历者。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从发展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上去看，智能与技能也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本质内涵之一。 消费模式也被认为是判断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之一。这其实依然是经济存量引发的。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消费模式，它始终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拥有度和持续拥有度作基础。同时，社会保障覆盖广度与深度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消费模式。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都影响着个
6、人的消费模式。因此，消费模式并不能单独的成为衡量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准，它依附于其他标准之上（经济收入、从事职业、社会地位等）。但物质水平、社会地位或职业类型相当的人群在消费模式上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从而构成阶层特征，甚至会引导社会消费模式的同向发展也是确实的。而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从消费模式上作出初步判断，认其为中等收入阶层之一员。国内学者在消费模式上引进细化指标，如从家庭消费品档次，分不同等级消费品拥有度来判断不同层次的消费模式，进而判断不同阶层属性。但笔者认为消费模式更适应于在其阶层属性已有定论的情况下去分析。 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 中外学者对中等收入阶层结构功能的共识是：中等收
7、入阶层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及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时，实际已隐含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使得美国的民主传统经久不息。与美国社会已经成熟的中产阶级相比较，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由于内部同质化程度还不高，政治参与积极性参差不齐，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影响力也只是在逐渐显示并有强化的倾向中。但中等收入阶层的由于其对现存社会秩序和政治主体的依赖性，它所包含的政治学内涵越来越明显了。作为社会中间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级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马克思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
8、，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中等收入阶层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色彩，历史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但有关中间层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不可能与现实政治脱离，它产生于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必然的依附于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主体所给予的政治空间生存。那么温和与激进、保守与进步，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更多的表现在哪一方面呢？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环境是特殊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是推动变革的那双手。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内的诸多变化都与政治力量的参与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也与政治环境、政策空间以
9、及政府作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干系，而很多中等收入阶层成员本身就是积极的政治参与甚至是政策提议与制定者。早期投机发家而跻身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对政治参与态度是暧昧的。他们的既得利益正是利用政策的模糊边界与法律法规的缺位或不完善而获得的，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态度更多的是隔岸观火，并不真心致力于改革与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与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投机空间越来越小，加上知识经济的崛起，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性质上的根本转变和规模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态度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了。中等收入群体依附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每一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迫使中
10、等收入阶层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积极向政权靠拢，向政策制定部门表达利益需求。在表现出权利诉求的一面，中等收入阶层也表现出权利认同的面。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受惠者，他们并不轻易否定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即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采用温和的手段去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而拒绝暴力式的革命式的手段。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中有一块是由国家公务人员组成的，他们本身就是现行政体的积极实践者、是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是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是政治体系本身的微细胞，也就更能表现出与现行政治模式的认可度。因此，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态度应该是温和的、保守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却是积极的、进步的。 我国的
11、中等收入阶层能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进步和民主力量，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有形的社会力量能否担任起这样的“政治使命”，现在还没有定论， 原因是起步晚：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真正意义上现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中等收入阶层目前占社会人口总数不到20%；同质化程度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他们存在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此，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是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中等收入阶层会为了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
12、积极、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的一面。事实上，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与表现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还有许多值得关注和跟踪研究的地方。 总之，中等收入阶层成长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有着工业化背景形塑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共性特征，也有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国特色。中等收入阶层既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缓冲器”与“助推器”的作用，本阶层的发展也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同步的，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内部同质化特征还有待实践与经验的共同发展和进一步的研究。三 中间阶层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例证政治学鼻祖、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
13、人物”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述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功能和作用。他认为：“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其它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务，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样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杀，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中产阶级，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来建立良好的合理和稳定的国家。对社会中间阶级阶层进行现代性理论研究的，首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马克思在着重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时，还考察了处于这两大基本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马克思生前曾多次使用“中
14、间阶级”、“中间等级”、“中等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据有关专家初步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中，有处直接论及中间阶层。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间阶层”将分化并转入两大基本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提到的中间阶层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由于财富的积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社会活动频率的加快以及权力与财富的分离，西方社会结构由传统的下中大、上面小的“金字塔”型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转变，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影响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关于中产阶层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对于促
15、进政治稳定有着积极意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中产阶级可以防止极富阶层的骄横和极贫阶层的“越轨”，保持政治的稳定。当代西方研究政治稳定理论的权威人物以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他认为政治稳定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与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他在著名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分析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时指出：“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显然，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中间阶层视为一支有助于政治稳定的力量。在当代世界许多国家，中间阶层都是促进政治稳定、维系社会安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力量，
16、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从世界各国发展和基本现实来看，一个规模庞大、构成总人口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坚实力量。美国的中间阶层约占总人口的，日本更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相反，中间阶层数量和规模偏小的社会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和社会动荡。巴西、阿根廷、秘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曾于世纪、年代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被誉为“拉美速度”，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出现相应的现代化转变，城乡差别急剧扩大，造成贫富悬殊，中间阶层未能成长和壮大，结果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未能享受经济高速发展之惠，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造成政治纷争不息，社会至今动荡不宁。从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发展的基本现实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国家就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反之，便难以抵抗各种风险或危机，难以迅速从各种社会危机中恢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