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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公务员网（www.chinagwy.org）及公考网校“学宝云课堂”由学宝教育运营2017年江西公务员考试模拟卷（申论预测卷）（附参考答案）一、注意事项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组成。考试时间为18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5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30分钟。满分100分。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二、给定资料资料1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是中央确定的信访改革“主旋律”。在这根指挥棒下，从法定途径分类处理
2、信访投诉请求，厘清信访与其他途径之间的边界，成为重要课题。日前，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要求，中央37部门今年10月底前拿出信访投诉请求清单，将相关信访事项导入法定途径解决。信访工作被称作“天下第一难事”。对信访群众而言，虽然不排除有个别人无理取闹或者借信访谋取不当利益，但若不是其他权利救济途径无效，大多数信访群众不会走上闹访、缠访之路。正因如此，处理信访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信访群众的诉求。解开了这个疙瘩，才能从根本上终结信访“终而不结、无限申诉”的难题。然而，现实情形往往是，对于群众诉求，职能部门不受理，法院也不受理，就算信访部门受理了案件，转给具体业务部
3、门，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到头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此一来，本没有直接行政职能的信访部门，却要代替职能部门充当群众诉求的“出气筒”。有信访干部坦言，要当好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架桥者”殊为不易，一不小心就可能“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究其根源，病灶出在了各部门间职责边界厘定不清楚、业务受理范围不明晰上。征地拆迁、医疗纠纷、涉法涉诉、环境保护、劳动保障许多信访诉求本身就杂糅着行政、司法等各项内容，哪些由业务办理途径解决，哪些由法定救济途径解决，不仅老百姓搞不清楚，许多职能部门也摸不着头脑。于是，信访工作成了“什么都往里装的筐”，信访局“小马拉大车”不堪其重，而信访问题则陷入“信访无处受理继续信访”的循环
4、。对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不满意的，法定途径是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反映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办理招投标的，法定途径是行政监察举报已经公布的民政领域通过法定途径处理的信访投诉请求清单，列明了民政领域信访投诉请求的不同类型、相应法定途径，可谓一目了然。透过清单，群众可以了解各类诉求的受理部门和受理方式，信访部门也获得了承转信访事项、督促问题解决的可靠抓手，而各个职能部门也必须依清单领走各自的“孩子”，以更负责任的姿态落实好“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要求。由此而言，理顺信访部门与职能部门、职能部门之间、职能部门上下级之间的责任分工和工作流程，厘清每个事项的信访、行政、司法边界，无疑可以为各类信访诉求找到最适
5、宜的出口。法治是信访改革聚焦的靶心，用法治的方式明晰责任、理清边界和确定规则，是信访投诉请求清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内容。从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到引导信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突出首办责任制，再到建立信访诉求分类清单，信访法治化改革已经驶入加速推进的快车道。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应把精力集中在深化改革上，把心思回归到信访制度的初衷上，努力形成破解信访难题的改革合力。法治信访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标示着法治政府的高度。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体现到信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百姓才能告别“诉求无门”。也惟其如此，才能推动信访工作进一步成为政府部门为民办实事的“润滑剂”和“助推器”。资料2广东卓凡律
6、师事务所主任杨择郡每天要处理大量事务，但翻看他的工作记录，会发现他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了法制副主任这项工作中。推广“法制副主任”、设立“司法惠民工作站”、构建法治框架，是惠州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一套组合拳。惠阳区沙田镇田头村有两个相邻的村民小组，近年来因土地权属问题多次发生纠纷。后来，村民向村里的法制副主任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钟君安求助，钟君安先打感情牌，再为两组支招，建议双方按土地面积平均分配。在钟君安的建议下，两个村小组最终握手言和，化解了多年积怨。“钟律师很会平衡大家的利益，他的调解方法我们能够接受。”村民小组长黄卫忠说。在基层特别是农村，因为一点小事闹纠纷的情况并不少见。过去，
7、法律服务很难延伸到基层，大部分法律从业人员忙于与企业和市民打交道，村民基本无法享受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惠州探索出的“法制副主任”制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也适应了农村发展需要。惠州市自2009年在全省率先试点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以来，以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为核心，推动法制副主任下乡。一大批法律志愿者下到村（居），受聘担任法制副主任，为村（居）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务。特别是通过“司法惠民工作站”提供“一站式”服务，用法治办法解决基层矛盾。如今，惠州很多村民在遇到矛盾纠纷时，再不会像以前那样说“我打你”，而是变为“我告你”。这种转变的背后，既体现了群众法治意识的提高，更彰显了当地政府完善
8、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懈努力。应该说，“法制副主任”是惠州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法制副主任”好比催化剂，一点一点唤醒村民的法治意识。惠阳区汝湖镇东亚村党支部书记杨玉山告诉记者，以前村里与开发商签合同，村民根本看不懂，只得求助司法所的干部，现在有了“法制副主任”，村民首先就向他们寻求帮助。目前，886名“法制副主任”已覆盖惠州1249个村（居），其中执业律师626名，占比超七成。这一制度已在惠州市最基层的村委会、居委会“落地开花”。据统计，惠州“法制副主任”共解答群众法律咨询12.5万次，提供法律意见3600多条，开展法制宣传讲座5300多次，修改完善村规民约3620条，化解矛盾纠纷571
9、0件，提供法律援助3165次。资料3在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宽敞明亮的诉讼辅导室，诉讼辅导工作人员林苹正耐心听取一起案件原告方的意见。随后，林苹讲解了案件审判流程管理的有关规定，并说明打官司可能存在的风险。“打官司并不是所有纠纷处理的最佳渠道。”林苹还分析了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利弊，让当事人自愿选择解纷方式。最后，原告方接受了林苹的建议，同意由眉山中院诉调对接中心委派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眉山中院的诉讼辅导室设在立案庭，所有案件的当事人在立案前都能享受到这样的诉讼辅导。眉山中院院长刘楠介绍，在试点的两年时间里，有2.2万件案件的当事人接受了眉山两级法院的诉讼辅导。其中，2400多件案件当事人主
10、动放弃诉讼，7000多件案件分流至非诉调解和专职调解，占比超过40%。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日前，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在眉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法院以及中央有关职能部门、调解机构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大计。专家表示，不是所有矛盾纠纷都需要去挤司法诉讼的“独木桥”。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立交桥”，帮助当事人以简便灵活、节约成本又不伤和气的方式化解纠纷。“案结事了”是当事人对法院的期盼，但往往“案结”容易，“事了”难。规模庞大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表明
11、，“胜败皆服”并不是易事。2013年8月，黄女士在眉山一家乡镇卫生院做手术，不慎造成子宫穿孔，医学鉴定认定为四级医疗事故。黄女士和卫生院协商不成，诉至法院。在立案时，黄女士得知可以先到特邀调解室由调解员进行调解，省时省钱，她点点头同意了。特邀调解员唐明眉是一位医学专家，曾在卫生局工作。唐明眉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了纠纷产生的原因，提出比照三级医疗事故的标准进行赔偿，卫生院同意了这个要求，纠纷很快得到解决。“法院聘请我当调解员，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等案件，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唐明眉说，接受调解的当事人都很感激调解员们的工作。即使调解不成再走诉讼程序，当事人的情绪普遍已经平和下来，利于纠纷的解决。“诉讼与非
12、诉讼相衔接机制是促进案结事了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很满意这种私人定制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很多矛盾在萌芽时即被快速化解。”刘楠透露，“诉非衔接”试点两年来，眉山市的信访量持续排在四川全省末位，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也远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需要发挥各类行业协会的力量。全国工商联自2012年10月起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项目协办单位后，推出了“商会调解”模式，为企业家量身定制了一套纠纷解决方式，实现了“让内行人管内行事，让商人解决商人纠纷”，深受工商联会员欢迎。全国工商联法律部部长白莲湘说：“推进商会调解能够最大程度将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缓解法院诉讼压力、减轻当事人诉累，内行人士调
13、解也有利于推动案结事了。”资料4符合政策的夫妇要生二胎，以前享受的独生子女费要不要退？郑州一位市民遭遇的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无意中暴露了相关规定在“打架”。按照国家部委通知，不必退还；而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河南省人大今年5月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要求退回。一时争执不下，让人无所适从。政策和法规打架，让群众“躺枪”，着实让人郁闷。按说，国家卫计委的通知出台在先，且在独生子女费问题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此前已经享受的不再退还”；作为地方性法规，河南随后出台的条例固然有在法定权限内因地制宜的权力，但在如此明白无误的问题上做出截然相反的规定，似有不妥。地方性法规理应在批准前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及时进行法规
14、清理工作。无论如何，政策法规的冲突不应由公民埋单。被群众俗称为“法律打架”的这种现象，属于广义上的法律冲突，不仅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的不一致，也包括政府文件与法律的冲突，以及法律解释之间的冲突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后，这属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同样需要引起重视，否则将导致法律体系的内在紊乱，损害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用群众的话说，都是“上面的”规定，到底谁说了算？当然还是由法律来定。早在2000年施行的立法法，一个重要的立法意图就是规范立法活动，消除“法律打架”现象。该法出台后，以往的法律冲突现象有了明显扭转，但并未根除。一些地方或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
15、出台一些与上位法冲突的规定，导致“国法抵不过土法”。而更多令人哭笑不得的“土法”，虽然不在立法法调整的范围，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却能横行无阻，比如有地方政府出台文件，要求下属单位必须采购本地企业生产的商品，甚至有地方政府文件下达“抽烟指标”，等等，都是有违法治精神、损害法制统一之举。不论是法律还是政策，在遵守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方面，不应有多元标准。一些地方或部门之所以不愿在制定法规、政策方面“上下对齐”，说穿了是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比如一些地方无视反垄断法规定，出台土政策扶持本地企业，就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而河南这个“打架”的人口与计生条例，有人也质疑是因为当地“想把发出去的钱收回来”。
16、而这些法规、政策的制定出台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多半在于没有将科学立法、民主决策的原则贯彻到底。试想，如果法规和政策在制定前能够充分论证，制定过程中能够广泛听取意见，就不大可能出现违反上位法或法治精神、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中国早已告别了“无法可依”的局面，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消除法律冲突、促进法律体系的结构优化，相当于定期整理磁盘碎片，令中国法治这台庞大的电脑运转得更好更快。目前，我们在地方立法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有益的制度成果，比如立法评估、备案审查、法规清理等等。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无异于建立一个“体检中心”，让有瑕疵的政策法规及时得到修补完善，不致带病运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一个有效消除了法律冲突的法治体系，才能保持内在统一和精神饱满，富有正义和尊严。也只有这样的体系，才能真正树立法制权威、涵养法治精神。资料5这些年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