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特哈贝马斯泰勒的公共领域观黄琴》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伦特哈贝马斯泰勒的公共领域观黄琴（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摘要：本文通过对阿伦特、哈贝马斯、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脉络的分析，考察不同的公共领域观对大众媒介公共性的不同论述和思考。作者认为公共性是一个多元的、变迁的政治概念，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脉络和民主条件下有不同的含义。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以公共领域理论为指导框架，对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作出现实批判和理论探讨。关键词：公共领域 公共性 大众传媒 阿伦特 哈贝马斯 泰勒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的引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译介为中文开始的。二十多年来，国内许多研究者对公共领域的认识始终局限于哈贝马斯的
2、论述框架之中，甚至把公共领域概念完全等同于哈贝马斯所指的自由主义模式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实际上，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贝马斯所创，在西方学术界也并非只有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做出过研究，公共领域思想有多种论述，其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一般认为，在西方关于公共领域理论有三位有建树者，分别是德裔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和加拿大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部分继承自阿伦特，特别是她关于公/私界限的划分的观点，以及对于公/私领域的融合、社会领域的兴起的批判，成为后来哈贝马斯理论的基本理论资源。但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为典范的共和主义的公共领域模式，不同于哈贝马斯后来
3、所集中分析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公共领域类型。泰勒的公共领域理论虽然以哈贝马斯理论为基础，但是他显然更加关注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条件中如何建制化的问题。他引入了B安德森的“社会想象”的概念，认为大众媒介所聚合的社会公众是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而公共领域是一个可以观念重塑的“社会想象”。他没有囿于哈贝马斯所设置的公共领域的理想规范，而是另辟蹊径地以社会讨论的议题为维度去重新定义公共领域，并且把公共媒介作为公共领域构成的基本要件。因此公共领域观念在西方学理中有不同的面相，在时间上则呈现出一种观念嬗变的趋向。公共领域的建构在现代社会中，绕不开大众传媒的问题。自16世纪大众媒介生产进入规模化、
4、组织化以来，从欧美早期的“印刷资本主义”（安德森，2005），到当前电子信息媒体的发展，新闻媒介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渗透社会结构，中介社会生活。大众媒介已经成为现代公共领域形成的现实条件之一。英国学者彼得达格伦指出，现代社会文化环境的三大特点：认同多元化、社会关系表面化、符号环境媒介化都跟媒介与公共领域问题相关（Peter Dahlgren，1995）因此许多公共领域论者都把对传媒的考察放到了重要位置。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都是社会沟通、民主参与以及社会自我管理的问题，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公共领域或大众传媒，在理论上都属于一种社会主体的交往空间、意见沟通渠道与观点交流的场域。从
5、传媒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它受制于大众传媒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权力格局，还具体取决于大众传媒的所有权、传媒运作机制、传媒资源使用和分配规则等等。但是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社会对媒介的主要期待，也是大众传媒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来源。大众传媒不仅是一种信息和意见的扩散机制，在民主社会中也应当成为社会公共交往、公众沟通和公共事务参与的平台。只有这样，大众传媒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大众传媒的民主政治功能才能得以实现。具有公共性的大众传媒既是现代公共领域建制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公共领域存亡与否的重要现实表征。二者都内在地通过公众舆论的形成、扩散和聚合而得以运作。基于此
6、，泰勒认为，公共领域内的媒体品质与功能，可以深深决定公共辩论的品质与范围（泰勒，1998a：207）。本文通过对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泰勒公共领域思想嬗变的浅绘，分析不同的公共领域观念与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的相关性，并试图以公共领域理论为指导框架和规范性要求，对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作出现实批判和理论探讨。一、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式的嬗变与大众传媒公共性批判公共领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汉娜阿伦特（19061975）启其端序。一般认为，她最先为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思辨的资源与解释的基本架构。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将公共领域阐释为一个由人们透过言语及行
7、动( speech and act) 展现自我,并进行互动与协力活动(act in concert) 的领域。阿伦特的公共领域观与她对人的价值的强调紧密相连。这一思想来源于古希腊关于“人”的理念。在古希腊，人是“观照至高存在并据之以行动者”（ 洪涛，1998：14）。言语是对神的“至高存在”的观照，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实践。人必须依观照而行动，言行一致就是古希腊最重视的政治品格“勇敢”的体现。城邦是公民对话和行动的场所、参与和共享的空间，人只有在城邦才成其为人，人的生活就是在城邦中的公共生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城邦外的人，非神即兽”的含义（王寅丽、陈君华，1998）。阿伦特
8、从古希腊城邦政治实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理念出发，形成一套独特的行动理论。她将人的生命活动区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和工作是解决人类自身生存和繁衍的手段，基本属于“私”的领域，而行动是唯一不需要物质中介的人际间相互交往的“公”的活动，是具有开创性和主动性的人的活动。从这个基本区分出发，阿伦特进而形成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在这里意指彰显、开展、表现，而这一切都发生于“有他人在场”的领域或空间，他人在场目睹、耳闻、见证、辨认，解释、判断所出现与发生的行为、言论、现象与事件，公共领域即指这一言行开展的空间。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是个人展现自己的地方,
9、而“展现”对人们来说“构成了存在”,因为人的存在感依赖于一种展现,因而也就依赖于公共领域的存在。虽然公共领域是大众的汇集之处,但是存在于其中的人都处于不同的位置。只有从不同位置和方向对同一事物进行观察,以致使聚集在它周围的人们在多样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公共领域才具有现实性。“被他人所见所闻,其意义只来自这一事实: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阿伦特，1999）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和行为都在其他公民前面显现着自己是“谁”。公共领域因而是一种“外观”,一种“井然有序的戏景”,它为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提供了舞台和以公共成就延长个人有限生命的机会。菲利普汉森评论说“
10、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是存在的戏剧发生的地点，它的舞台是彼此的利益（inter-est）。这是一个现世的空间，在分离个体的同时又将他们联合起来。因此这是多样性的基本条件，它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在这里借助话语与行动之流展示自我。”（汉森，2007）这一评论精炼地概括了阿伦特公共领域观的思想核心。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念开拓了当代政治思想的视域，成为政治论述的一个重要议题。她的这一理念的建立除了以上所述的古希腊政治哲学传统为基础外，还建立于她对西方发生过的政治实践与思想的历史解释。出于自身作为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惨痛经历，阿伦特对于宣传与极权主义保持着高度警惕与深入省察。在1951年出版的极
11、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解释了纳粹与斯大林的极权统治销毁人的政治实践与空间的过程。在后来的论革命、共和危机等著作中，阿伦特扣紧她对古希腊城邦政治、古罗马共和、美国与法国革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的历史解释，阐明政治实践与公共领域的真实意义。行动理论是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的中心，公共领域由人的言语和行动所开创与塑造，而行动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言语的形式。阿伦特对行动的强调也是对言语与公共领域关系的强调。尽管有人用古希腊、罗马的市集或广场（agora）来比喻阿伦特所说的公共领域，但阿伦特强调公共领域是一个动态的而非实质性地空间，具体展开于人的政治实践活动当中。因此，有学者称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为“以实践
12、为取向的空间方法学”（蔡英文，2006）。基于上述的解释途径，阿伦特公共领域被研究者分为两种模式，一是所谓“争胜模式的公共领域”，这一模式建立于她的行动理论以及她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历史诠释。另一模式以阿伦特对美国革命的历史解释为脉络，建立“沟通与互为主体的公共空间”（Benhabib，1996；蔡英文，2006）。尽管这两种公共领域模式似乎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但是它们共同表现为阿伦特对“什么是政治性”（what is the political）这个问题的回答：政治惟有在同一空间出现的地方才能存在，在这个空间上，人彼此承认公民的身份，彼此处在一有限定架构的共同世界，透过秀异的（arete）的言
13、行彰显其个性，回答“我是谁”（who am I）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们经由谈论与说服，表现合作与沟通，参与公共事务，体认“共和政治传统”与“公共幸福”（public happiness）。这个同一空间就是阿伦特所指的公共领域。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想基础之上，她对现代性的重要建制，如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主权国家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都给予否定性的批判。在这种思想基础上，阿伦特自然不会关照作为现代性社会重要表征的大众传媒，不去具体考察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的可能联系。因此，她的公共领域理论跟现代性的处境难以产生接合之点，也难以呈现意义，显得黯然不彰。（许纪霖，2007：
14、93）但是，阿伦特没有直接谈论传媒，并不意味着传媒研究者可以完全忽略她的公共领域理论所蕴含的指导价值。特别是当人们意识到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难以适用于现代社会和跨文化语境时，意识到普遍的代议制民主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以及当代新媒体的崛起所呈现出的政治实践意义时，我们从她的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的共和式公共领域理论中看到宝贵的传媒研究资源。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详细论述。哈贝马斯基本上继承了阿伦特对古希腊时代公私领域区分的研究,以及她对近代社会领域兴起的论述.但是他也跳出了阿伦特的思想史架构,而试图给予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一个历史社会学式的分析。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他所说的
15、“公共领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是从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来阐明的一个理想类型，指由具批判性的私人所组成的以公众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是指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在这里作为私人的公众可以自由地集合、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 通过对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讨论, 形成公众舆论。并且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哈贝马斯，1999：2）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 公众交往就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 这时报纸、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成为公共领域的媒介或者说媒体。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式的细密考察中，哈贝马斯注意到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公
16、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详述了早期的小型报刊怎样使得“私人”聚合而成公众，公众如何以报刊为平台和论坛来形成批判性公共舆论的过程和样态。哈贝马斯这一论述，成为资本主义早期报刊民主政治功能的权威性论述，许多西方媒介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媒介与政治研究。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内，公共舆论的形成始终遵循开放、平等、理性的原则规范，大众传媒在其中充当公共意见形成的重要平台和机制。汤普森指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体制，是由被报纸及后来的大众传媒放大的交流网（将时、空延伸的不在场的他人也包括进来）组成的（汤普森，2005）。哈贝马斯著作中所考察的18至19世纪这一历史时期，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资产阶级在社会中逐渐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性，以早期报刊为主的大众传媒的兴起正是资本主义发展与技术革新相结合的产物。大众传媒因而具有了广泛的公共性，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内在地重叠于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但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传媒的发展已逐渐背离了公共领域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