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蕴涵的治理理论前沿与现实关照》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四个全面”蕴涵的治理理论前沿与现实关照（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四个全面”蕴涵的治理理论前沿与现实关照兼及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路径探析Front Theory and Reality Care of Governance Theory in Four Comprehensives: Also on the Innovation Path of Social Governance 作者简介：肖应明，男，彝族，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原发信息：云南社会科学(昆明)2015年第20155期 第12-17页内容提要：“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蕴涵着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顶层设计的治理构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特征及其
2、关系建构等。民 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需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引领下，关注民族地区与国家的协同发展，主动融入 国家治理体系，形成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常态化运行机制和动力因素。关 键 词：四个全面/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标题注释：本文是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金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为视角”(项目号：2013CXB015)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治理的思想古今有之，其滥觞与嬗变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努力寻求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最佳结合点的历史过程。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作 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
3、义国家，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 观点认为，在任何社会里，民族问题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阐发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需要置身于“实现什么样的 治理、怎样治理”的问题中来理解和把握，这个问题包含了国家治理方式在民族地区的调整和优化，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实 践。 一、治理：“四个全面”回答了什么问题? 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的思维范式中，经
4、历 了认识论规律、发展论规律和实践论规律的逻辑演进过程，这个过程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包含了治国理政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 论断，特别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上，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回溯分析就会发现，在如何认 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上，当时只是一个总目标，并没有急于推出战略布局，“也就说从十八大后到现在这两年多来，在开始阶段我们并没有 明确提出四个全面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已经开始逐步展开和越来越清晰了”。以阶段性特征来看，当时各个领 域按照中央的目标要求，
5、结合深化改革的实际，都在积极地探索、推进和调适，这就是适应时代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四个全面”把治理理论提升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按照颜晓峰的观点，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厘清逻辑生成关系，“从中可以看 出四个全面的基本思想与来自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有一个继承和延续的关系”。站在治国理政的拓展维度来分析，其重 要特点在于改革发展越来越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体现了主体认识论规律，“就是思想解放推动实践发展，实践经验升华为科学理论，科学理论又推动新的 实践朝更高层次推进的规律”。厘清这一发展轨迹
6、我们可以理解为，邓小平理论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回答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那么，“四个全面”回答的就是“实现什么样的 治理和怎样治理”的问题。 二、“四个全面”包含的顶层设计治理构架 顶层设计(Top-Level Design)是一个工程学概念，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 工程学概念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现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新理念，更多地被赋予一种自上而下的系统
7、谋划与总体构想的涵义，并将带动 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战略思路被引入到创新社会治理的语境当中，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宏观背景和现实意义的结合。首先，社会变迁导致 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创新社会治理需要面对的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整合与协调这一复杂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动因来自 于对长期以来重经济轻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纠正和补偿，究其本质是如何设计与当前政治体制相匹配的多元参与管理体制，加快政府由过去单纯管理型政府向管理服 务型政府转变。其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治理的整体布局和综合措施已经日渐清晰，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既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
8、要通过科学系统 的顶层设计，使之进入一个目标明确、规划具体、战略得当的新的发展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看，“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创新社会治理这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 化。再次，顶层设计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顶层设计”不是“设计顶层”，也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从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总体趋向来看，顶层设计不仅不排 斥和忽视基层创新，同时还会将基层创新以及各个层面的互动纳入到设计中，归根到底在于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效衔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力求涵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现实需求，通过顶层设计来推动社会结构转型。 三、“四个全面
9、”关照下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特征 从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而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需要回答其内涵是什么及应该怎么对待的问题。从中国共产党治理思想的理论资源来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新 常态下的基本遵循，就是要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来看待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 发展的动力，也是做好民族工作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保障。正如郝时远所说，民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增强其 系统性、体现其整体性、实现其协同性，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方面。按照这一观点，通过推进“四个
10、全面”战略布 局来创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成为了现实和可能，这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具体特征。 第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系统性特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不应该看成是单个人或某种孤立群体的个别行为，而是国家治理思想中对民族政策体系的 规划实施，从治理维度来看，包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加强法治建设、如何强化基层组织体系，内容涵盖经济发 展、传统文化、社会事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实现程度，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条例、规章、办法和措施的制定贯彻落实。因此，在“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背景下，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
11、次去揭示治理规律性，从而科学指导和解决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 第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特征。整体性治理的特征是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这种治理策略下中华民族在不断推进内在一致 性、整体性，同时又使各民族地方在融入中华民族的同时保留自身民族特色，使文明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特色。相对于国家治理整体来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 会治理不但任务繁重，而且还面临着时代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特别是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还比较突出。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包括与发达地区差距有拉大的趋势，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动力层面存在着主体性发挥不够
12、，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还非常滞后等问 题。然而单纯地强调这些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会使治理构建迷失方向，缺乏现实性，这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以整体性治理整合资源的需求表达。 第三，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协同性特征。对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社会治理需要考量多元价值取向之间保持合理张力，倡导宏观层面上的核心治理文 化与少数民族治理亚文化的一元主导、多样共生发展模式，这其中蕴含了社会治理主客体相适应的协调发展理念。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地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角度 看，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只是关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切身利益，而且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
13、民族共同繁 荣的根本保证。2014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 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民族地区 的实践，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转型升级、补充完善、扩展延伸的内在要求，当这种协同性置身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题之中 时，也就保持了与中央步调的一致。 四、“四个全面”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关系建构 从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来看，任何一种社会治理方式都不可能在形成之后就一劳
14、永逸，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总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制度挑战，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 原则来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需要积极寻求科学的理论作为依托，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那么，当下民族地区创 新社会治理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质，无疑对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地方实验范例，扩大了理论与实践的内涵和 外延。 第一，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理论的重要 领域和具体体现。以云南为例，云南省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564万人，
15、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3.4，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70.2。正如郭家骥指出的，云南各民族既然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紧密联系就使云南的民族关系格 局与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的治乱安危、兴衰成败发生了密切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11)我们讲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 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一基本原则和精神价值必须确保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和理论方向不变。但可以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 来确定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容、方式和目标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宝库的极大丰富，是马克思主义社
16、会治理理论中国化的体现。深入研究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总结归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的创新成果，对于进一步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民族与国家关系理论具有 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历史经验、基本规律和创新成果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问 题，全景式地展现少数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第二，有助于推进民族地区创新社会治理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伴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西欧造就了第一批“民族-国家”以来，西方社会学界关于种族 与族群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一直没间断过，像美国、加拿大这样一些拥有大量移民的国家，都力求通过种族与族群社会治理来认同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在各 自的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中协调治理族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