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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盘西化”辨冯崇义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2005/2“全盘西化”在当代中国是广受诟病的一种思想观念。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运动中，“全盘西化”成为一个主要的批判对象，受到中国当局与官方学界的全面批判。从那之后，“中国不能搞全盘西化”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全盘西化”的实质是什么？反“全盘西化”实际上所反何物？国人其实马马虎虎、不甚了了。人们已习惯于先入为主地将“全盘西化”作为一顶不受欢迎的帽子来扣人，对“全盘西化”论的精神实质则往往不加思索。本文为“全盘西化”辨，有多层意思。去伪存真，辨明“全盘西化”之本意，是最表面的一层；本
2、文着力更多之处，是要辨明近代以来反“全盘西化”，举世滔滔，究竟所反何物？更进一层，“辨”通“辩”，因而本文的最后一层，是为“全盘西化”申辩、正名。 一、“全盘西化”的实质：向现代文明转型 中国的“全盘西化”思想滥觞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针对守旧派的冥顽不灵和洋务运动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当时维新君子们所提出的“一切制度悉从泰西”、“唯泰西是效”等主张，实是“全盘西化”论的最初表述1。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先进中国人的主攻方向是要移植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制度文明，从而赶上世界潮流。与此同时，也有思想先驱如梁启超，大倡“新民说”，提出了在中国实现以独立自由为中心的现代精神文明的
3、任务2。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西化”论有了完整的表述与论证，尽管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们并未使用“全盘西化”这一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是，以已在西方实现的现代文明取代中国过时了的古代文明。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话来说：“吾人倘以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3”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心目中，已在西方实现的现代文明的核心便是自由主义理想和科学理性，也就是“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Democracy（自由民主制度及其相应的思想观念）和Science（现代科学特别是
4、科学理性）。陈独秀明白无误地宣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西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4”胡适也以其一贯平和的口气向国人指出：“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实在还是很浅薄的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究竟民族的根本区分在什么地方？至于
5、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政治化，是无可疑的。5” “五四”时期的西化思潮实际上只是进步学界对专制主义黑暗现实及反动复古势力的反抗，虽然在思想文化上声势浩荡，对当时的政治民主化则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传统专制势力的反扑，更是因为当年中国人误读历史、陷入了“以俄为师”的误区6。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本是被满脑子专制主义毒汁的军阀武夫和政治流氓袁世凯之流血腥颠覆的。但是人们在解读历史时却张冠李戴，不是将民初政治混乱的罪名恰切地安给破坏民主政治的敌人，反而荒唐地将罪名强
6、加给民主政治本身。反动复古势力使用各种既野蛮而又狡诈的手段毁坏了初生的民主政治，并变换花样在政治上胡作非为。但按他们的强盗逻辑，当时的政治混乱反而是民主实践造成的。在政治和理论上的民主修养有限的革命党人，当时也将民初中国民主政治的挫折归因于革命党人内部的不团结。因而当时军阀武人和革命党人同时以不同方式迅速向专制主义回归，“洪宪帝制”的闹剧与“中华革命党”效忠领袖的悲剧相映成趣。唯有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认识到，中国民主政治实践失败的原因不是西方民主政治本身有毛病，而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流毒太深；中国政治的出路不是毁弃民主，而是进一步学习西方而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
7、。这才是他们掀起以西化（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本意。可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西化思潮所形成的对中国固有专制主义有摧枯拉朽之势的冲击力，很快便被新的、以最先进的革命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专制主义所消解。国、共两党同时“以俄为师”，把中国政治引入新的、迷人的歧途。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化思潮又陷入了古、今专制主义的重围。在这种重围中，个别有识之士果敢揭橥“全盘西化”这面旗帜，以图突围。 “全盘西化”这一概念为胡适首创，而理直气壮地论述“全盘西化”思想的则是以陈序经为代表的一群岭南学人。胡适1929年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bo
8、ok）所撰“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一文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这一概念7。几乎在同时，陈序经发表了“东西文化观”一文，主张“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8。紧接着，陈序经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系统论述了他的“全盘西化”观9。后来，在1935年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激烈论战中，陈序经及其支持者更进一步申明了他们主张“全盘西化”的学术理路和政治意图。 30年代中国“全盘西化”论究为何意？既是论战文字，当年关于“全盘西化”的申论难免有诸多
9、愤激之词和欠周之论。特别是陈序经，受“文化有机整体论”的误导，误以为文化是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开，因而曾提出“西化”在量上达到“百分之百”的主张10。今天来解读“全盘西化”论，其主导性言论的精神实质是要彻底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困局，提供在技术、经济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全面从西方移植现代文明的匡世救时之良方。 当时的“全盘西化”论者提出如此主张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即中国已经出现了“半盘西化”的荒唐现实。当时国人在生产技艺、日用生活、消费趣味诸方面都几乎毫无保留地追求西化，却偏偏坚决抵制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即民主宪政的制度规范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全盘西化”论者从来就不象他们的论敌所指责的那样，
10、要将西方文化的糟粕渣滓也吸收到中国来。陈序经在回应吴景超的指责时明确指出：“迷信的宗教，儿戏的婚姻，诲淫的跳舞（交际的跳舞不在内）、过份的奢侈等这些的文化，西洋人也何尝提倡？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又何尝提倡？11” 不为后人注目的熊梦飞教授当年对“全盘西化”的诠释最为贴切。熊梦飞的主张是“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按照他的看法：“西洋现代文化的根本是什么？它是：1、科学化的学术思想。2、机械化的工业与农业。3、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与家族组织。这三样宝贝织成现阶段世界文化体系。他有累积性，西人花了三五百年光阴，集了成千累万人的经验，牺牲了无数志士仁人之心力精力血肉，然后建筑成照耀今世的这一座宝塔。
11、它有普遍性，地无论南北东西，人无论红黄黑白，谁也要承认以实验观察穷理致知，比冥思玄想为可靠，谁也要承认基于大多数人之意见及利益的制度，比作践大众以供特殊阶级享受的比较近乎情理。12”对“全盘西化”的这种诠释实际上又回到了“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的主题，是胡适、陈序经等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党国专制主义统治的抗议。依照“全盘西化”理论改造中国，便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 二、反“全盘西化”实质上是反自由民主 30年代有国民党背景的学人回应“全盘西化”论的最典型文本，是王新命等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随后的“我们的总答复”。他们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
12、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那么，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呢？他们指示国人，对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于欧美的文化则应“根据中国本位”，即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来“吸收其所当吸收”13。随后，在回应各方面对他们的批评时，他们又进一步将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归结为“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14。 对于中国已经失
13、去自己的特征这一高论，自由主义领袖胡适在当时的回应是：“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嵋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15” 王新命等人提出对外来文化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来抗拒其所当拒、吸收其所当取，表面看来持论至为公允。这种观点的要害并
14、不在于观点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在于主张由当局及其御用文人来垄断外来文化的进口权，野蛮地剥夺国民对思想、制度及其它文化因素作选择的神圣权利。胡适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16。 实际上，中国统治阶层剥夺民众选择制度和文化的基本权利，进而将自己的荒唐选择宣称为“人民的选择”或“历史的选择”，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和私利。晚清以来落伍的中国统治者一直依照中国的“国情”对中西文化选择取舍。“国情”不过是他们口中的遁词和手中的玩物，凡不符合他们偏见和特权的东西都被宣布为“不符合中国国情”而加以封杀，结果是无一例外地依照他们的特权和偏见来选择能够满足其统治
15、需要的“文化”，排斥和封杀那些对统治者的特权有威胁但有利于中华民族进步的思想和制度。 面对陈序经等人“全盘西化”的诉求，王新命等人也承认，“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停顿了”，“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而且应该的”，“有什么体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必有什么体，说什么中体西用，那简直是不通”17。然而当他们回答中国应当向西方学习什么、应当如何西化这样的具体问题时，却将“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简单地归结为，“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18”。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张奚若当时就敏锐地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更透彻的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19”张氏所言，一
16、语道破天机。近代以来中国那些竭力反对“全盘西化”的政权及其帮闲们真正反对的，正是自由民主理念及其相应的制度；而在其它方面，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他们对“西化”可谓趋之若鹜。 中共当年在野时曾经严厉批判“国情特殊”论。延安时代成名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艾思奇认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样千变万化，它的基本内容不外是这样的：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艾思奇还进一步指出，外表形式不断翻新的“国情论”，是近代以来中国“民贼国贼所应用着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