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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史学报2005 年第 5 辑,上海教育出版社从所谓“补语”谈古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参照系 *刘丹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 引言：从“印欧语眼光”谈起假如不考虑西洋传教士编写的语法书 1，那么古代汉语的语法学体系开始于 1898 年的马氏文通 ，而现代汉语语法学体系开始于 1924 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 ，后者颇受前者影响。后来的发展，却是古汉体系跟随现汉体系演变，以致出现用现汉体系硬套古代汉语的情况。现在有一种说法，研究汉语要摆脱“印欧语眼光” 。这非常好。用到古代汉语上，同样可以说，研究古代汉语要摆脱现代汉语的眼光，更确切地说是摆脱“普通话眼光”（现有的现汉体系并未很好照顾方言的
2、事实） ，包括摆脱“普通话眼光”中的印欧语眼光。此外，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更要摆脱汉语的眼光。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印欧语眼光”？摆脱“印欧语眼光”以后，汉语语法研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眼光？摆脱普通话眼光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眼光。有人说，不要任何其他语言的眼光，就要汉语自己的眼光。回顾一下历史，这样说未必公平，不但难以从“印欧语眼光”前进，还可能导致后退，甚至是更严重的印欧语眼光。本文想以古代汉语的所谓“补语”问题为例，说明以先秦汉语为标准的古代汉语语法学套用现代汉语语法学造成的问题，探讨摆脱印欧语眼光和普通话眼光后用人类语言共性和类型差异的眼光来改进古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
3、意义。在此之前，先简要分析一下“印欧语眼光”的含义和来历。印欧语的眼光是汉语语法学体系的直接催生者，其作用至少不亚于当时梵文语音学的引进对汉语音韵学的促进作用。在模仿“泰西葛郎玛”的马氏文通之前，我们的祖先研究汉语至少已有两千多年，也出现了一些虚词类著述，其中有些还有相当的分析细度，但并未形成系统的语法学。正是在受过西方传统语法学训练的传教士接触汉语实际、中国学者接触西方语言及其语法学说的双向交流中，在汉语和印欧语言的对照中，或者说在用印欧语眼光注视汉语的过程中，汉语语法学体系才从无到有地诞生。印欧语眼光在这一历史性转折中是功不可没的。假如要寻求摆脱“印欧语眼光”之后的所谓汉语自己的眼光，那就
4、只能是印欧语眼光引进之前的汉语眼光，也就是从马氏文通走回经传释词 。难以相信这样的眼光能给语法研究带来更大的进步。另一种对印欧语眼光的摆脱，是以印欧语为参照来突出汉语的特点，但是其结果却可能是更彻底的印欧语的眼光，也未必可取（详下） 。分析起来，印欧语眼光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中依次出现过两种主要的表现。一是模仿，强调中西共性；二是参照比较，强调汉语特性。现在往往只将前者说成印欧语眼光，下面我将说明后者也是一种强烈的印欧语眼光。模仿，就是用原供分析印欧语言尤其是拉丁语或英语而用的西方传统语法框架来分析* 本文初稿在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 年 12 月浙江大学）上宣读。研究得到
5、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和方言语法语料库的资助。1 传教士编写的这些语法书是真正最早的汉语语法书，其中瓦罗（Varo）编的华文官话语法 （1703 年出版）比马氏文通早了近 200 年。这些著作中也不乏对汉语语法的真知灼见，但它们对汉语语法学日后的发展实际作用不大，其在中国国内学术史上的实际影响力无法比肩马氏文通 。汉语。学者一般所批评的印欧语眼光也主要针对这种学术实践。 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都被认为有很深的模仿印记。模仿的正面作用，就是从无到有地构建了系统的汉语语法学，这是千秋伟业，铸就了我们今天汉语语法研究一切工作的基础。其消极的一面，就是有时难免扭曲汉语语法事实，或不能确
6、切地揭示汉语语法自身规律。这种印欧语的眼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功大于过。若永驻于此，则不利于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参照比较，就是以印欧语为参照，找出汉语的特点。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传统语法向结构语法过渡期的代表性著作如吕叔湘、王力等的著作，以及 50 年代以后结构主义语法的著述，大多有此倾向。这种做法的积极一面就更加明显，就是发掘出了汉语中大量不同于某些印欧语的特点（其中有些特点在模仿为主的阶段多少是被忽略的） ，这无疑深化了对汉语语法的认识。不过，这本质上仍是一种印欧语眼光，因为所谓的特点，只是从英语等个别欧洲语言的角度看出来的。像印地语、波斯语、普什图语、僧伽罗语、爱尔兰语等等也都
7、是印欧语，使用者从数百万至数亿不等，似乎并未被谈论汉语特点的论著所关心，尽管它们的语法特点与英语有诸多不同之处。如俄语之无冠词、拉丁语和僧伽罗语之 SOV 和后置词、普什图语和徳语之框式介词、罗曼语族之大量无主句、俄语之无系词判断句等，其中有些还是与汉语更相近的特点。与世界上另外的数千种语言相比，汉语的某些所谓特点未必就是特点，只有带着个别印欧语的有色眼镜才会认为它们是汉语中独一无二的特色。比如，汉语的否定词是直接加在谓语上的，英语的否定词必须加在助动词上。可是，在这里更有特色的不是汉语而是英语，因为即使在欧洲的印欧语言中，否定词也全部都是跟汉语一样直接加在谓语上的，甚至英语的很多方言也是直接
8、加在谓语上（见 Kortmann 1997） ，英语是欧洲印欧语中的唯一例外。由此可见，假如只以欧洲个别语言为参照来找汉语的所谓特点，是很不可靠的，是一种更狭窄的印欧语眼光。现在主张摆脱印欧语眼光的呼吁，有些恰恰是戴着这种狭窄的印欧语有色眼镜的观点，这是需要学界十分小心地看待的。参照比较式的印欧语眼光在一定阶段也是功大于过，但假如永远停留于此，也会出现负面作用。首先，由于只跟英语等个别语言相比，因此在看到某些语法范畴的细节差异时，看不到范畴本身的普遍性，结果把印欧语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法范畴例如从句标记词、关系从句、表语等也抛弃了。为了突出汉语不同于英语等少数语言的“特点” ，学界发明了许多为汉
9、语特设的概念。而 20 世纪 60-70 年代学术上闭关自守乃至一度停顿的状况，也使汉语语法研究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与世界语言学研究脱节的状况，客观上为新的理论和新的语法分析技术的进入增加了障碍，同时也严重限制了汉语研究的成果对语言学理论本来应有的贡献。下文将讨论的所谓“补语”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更严重的是，有些人从怀疑欧洲语言的语法学体系对汉语语法的适用性和合理性，到进而怀疑模仿阶段以来汉语语法体系的合理性和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特别是由于对当代类型学的大量成果无知或忽略，看不到当代语法理论在大量语言的比较概括基础上摆脱印欧语眼光、面向人类语言共性的一面，因此出现了或明或暗地要走回
10、马氏文通之前的诉求。事实上，在已经具有现代语法学概念的今天，谁也不可能真正走回马氏文通之前，因此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以狭隘的印欧语眼光来看待所谓汉语的特点，客观上是以一种间接的印欧语旧式传统语法的眼光来排斥面向人类语言的当代语言学的眼光。这种状况，不可能带来汉语研究的深化和汉语特点的真正认识，反而会有更深地陷在印欧语狭隘目光中的危险，造成与世界上蓬勃发展的人类语言普遍性和类型特点的研究长久隔阂 2（参阅刘丹青2004） 。2 一位从国内到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的同行告诉我，他常被其导师批评为看问题总带着印欧语眼光。这听起来奇怪，其实十分正常，澳大利亚是语言类型学发达的国度，不但学业课程中就包
11、含对世界上众多语言类型的介绍，而且语言学博士生都被要求去调查研究一到数种陌生的土著语言，语言视野普遍比较开阔，而今天国内的语法学体系，多多少少或是模仿印欧语的体系，或是只跟个别印欧语比较而片面强调所谓的汉语特点，无论那种看法，都是一种强烈的印欧语眼光。因此，汉语研究发展到今天，的确非常需要逐渐摆脱印欧语眼光，以几十年来已积累了丰硕成果和理论概括的人类语言的普遍性理论为背景来研究古今汉语。我们的古代汉语研究，也应当摆脱狭隘的普通话眼光 3，包括其中暗藏的印欧语眼光，将古代汉语放在广阔的人类语言共性和差异的背景下去研究，以发现其真正的特性和所蕴藏的人类语言共性。无论对古今汉语及其方言、还是对英语、
12、日语或其他语言，这都是一条康壮之道。2 “补语”的特设性、非普遍性、不同质性和不可比性下面讨论古代汉语的所谓“补语”问题。马氏文通并没有“补语”一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 （1924） 、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 （1942，1944） 、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 （1943，1944）都没有现在“补语”的概念。上述诸书黎著有“补足语” 、吕著有“补词” 、王著有“补语” ，都不是现在“补语”的意思。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连载 1952-1953，成书 1961）开始使用“补充结构”和“补语”的概念，主要用于动结式、动趋式，附带谈到带“得”的情状补语。注意这三类正好都是先秦汉语不存在的成分。后来“
13、补语”的范围愈益扩大，以致古代汉语语法体系也最终采纳了补语之说，将谓词后一切不归宾语的成分归为“补语” 。影响所及，中国境内其他语言的研究中，也采用了“补语”的概念，引出的问题也更多，容另文详述（后文略有涉及） 。其实， “补语”概念是典型的普通话眼光的产物，间接地可能也跟印欧语眼光有关。让我们先对比一下“状语” 、 “定语”概念的普遍性和“补语”概念的非普遍性。 “状语”、 “定语”是在各种语言的句法描写中普遍采用的概念，没有那种语言的语法书能不用这两个概念的相应术语，需要时两者也可合称“修饰语” 。汉语语法所说的“补语” ，以及相关的补充结构、动补结构、谓补结构、述补结构一类名称，则并非语
14、法描写通用的概念，所以至今仍没有合适的国际译名。人们翻译时常用 complement 对译中文“补语” ，字面义不错，而实质相差很远。complement 的准确翻译是补足语（也有人译为“补语” ，但含义不同于汉语学界的“补语” ） 。吕叔湘先生（1979，84 节）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早先没有补语的名称，只有补足语 。这补足语的内容跟后来的补语完全不同” 。那么，与“补语”合用一个西文名称的“补足语”到底指什么呢？在传统语法中，补足语指主宾语以外动词的必要连带成分，主要是名词性的（相当于现在说的“论元” ） ，也包括主、谓（谓语核心） 、宾以外的一些必要的谓语性成分。如表语是“主语补足
15、语” ，I call him John 中的 John 是宾语补足语。有些外语的教学语法系统则将主语以外的论元包括直接宾语、间接宾语都叫补语，称宾语为动词的直接补语。在现代语言学中，补足语是一切动词论元的总称，连主语都包括在内，也包括充当动词的主宾语的小句，所以这些补足语从句的标记即关系代词或从句连词就被称为标句词（complementizer） ，字面意义就是（小句）补足语化的标记。总之，补足语的主要属性是名词性或小句性的，属于论元。而汉语所说的“补语” ，其基本性质是副词性或谓词性的。用 complement 翻译“补语” ，对海外学者理解“补语”的含义可能误导大于帮助。这就不难理解，善于
16、从普通语言学高度考虑问题的吕叔湘先生，在一篇生前没有发表的专论“补语”的论文中（20021975 ） ，完全抛开“补语”在国内通行著作中的含义，而实际上用来指谓语动词各种各样的论元或题元，更接近“补足语”的含义。假如吕先生觉得当时已非常通行的“补语”是个有用而合理的句法概念，他是不会“夺人之爱”把这个术语“抢”来另作他用的。吕先生的做法清楚显3 应当看到，现汉语法研究领域有近年来的不少研究实践比古汉语法领域更多地突破了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中模仿性或参照性的印欧语目光，而采用更具有普遍性的参照系，这是值得古代汉语界借鉴的。现有的普通话眼光的消极作用，是因为古代汉语领域更多的是搬用较为陈旧的现汉教学语法体系或普通话式的结构主义体系。示他不认为通行的“补语”用法是合理的。他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再次提议他的“补语”新用法，可见他的看法并不为通行常规所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补语之所以没能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是因为它是一个无法用语义和句法标准定义的概念。定语是名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