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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地位的变化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乱、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群雄并起，诸侯争强，奴隶制从解体逐渐走向灭亡，封建制度在旧社会母体内发生、发展，时代的变革促使了士阶层的崛起。伴随着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取向的革新，士阶层的社会地位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关键词：春秋战国；士阶层；演变；崛起春秋战国，是战争伴随着改革的一个动荡年代，奴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逐步形成。此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却不断壮大，相互间展开一系列争霸战争。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随之徒增。“礼崩乐坏”后，世卿世禄制失去其寄生的土壤，“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1(子张篇)的提出为更
2、多以才能进入仕途的人开辟了道路。这时，一个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人们称之为“士”大而言之，他们为图强争霸者筹划治世之策，希望通过诸侯国君的赏识，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张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小而言之，他们为自己的温饱谋求居食之所。“士”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的崛起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与变革的重要因素，也奠定了后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文化心态。一、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基本特征士人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士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但它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其特征与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在西周以前，“士”的主要来源是武士，到了春秋
3、后期，文士队伍不断壮大，逐渐从武士队伍中分离出来，以孔子为代表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标志着新兴士人的兴起。（一）士人的起源与发展许慎说文解字说：“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2(一篇上士部)许慎认为“士”由“一”和“十”会意而成，“一”为万物之始，“十”为“万物之终”。因而“士”即指那些从古至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即知识分子，也只有知识渊博的人，才会做事，这就是许慎所讲的“事”。关于“士”的起源，学术界达成一个共识：“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3 ;詹子庆说：“古代皆为武士。”4可以推断，由于战争频繁，士可能都要有战斗方面的
4、训练，以便在战时能够投入作战。周以前以军事训练为主，“国家之大事，在祀与戎”，5(P.85)因此当时的“士”主要是武士。到了西周，士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首先，士的来源发生了变化。左传桓公二年中“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室，士有隶子弟”6，指士以其子弟为隶级。根据西周分封制地位的划分，当时的人被分为十等，即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士属于下级奴隶主，士之后的是服各种杂役的家内奴隶。国语晋语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7(卷10)，故早期的“士”享有小块土地，属于低级贵族。这一等级关系一直维系到春秋前期，在宗法制度下，贵族内部关于权利和财产的继承
5、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天子的庶出最高只能为公卿，诸侯的庶出最高只能做卿大夫，而卿大夫的庶子一般只能为士，所以王公贵族的旁系支庶是士这个群体的主要来源。另外还有一部分士是从国人中的庶人（平民）提升上来的，庶人中有才德的人被统治者选拔出来，让他们担任一定职务，从而扩大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尔雅释言：“髦，俊也。”郭璞注：“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8(尔雅疏卷第三，释言第二)在庶人中举荐并提拔雅俊之士，扩大了士的范围。其次，士的职务发生了变化，周朝以前的士主要是当兵打仗，但是在周代，士学“六艺”，不仅习武，而且知文。仪礼中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9，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也从侧面说明“士”在当
6、时是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低级贵族。因此， “士”要学习当时贵族所必须的一些知识，就是所谓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学习的内容可谓文武兼备。国语周语在论及西周的制度时说：“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着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7(卷三)可以看出“士”和大夫同样可以担任官职。“士”除了充当武士当兵打仗外，还有一部分在天子、诸侯宫中和基层任职，或在卿大夫采邑中任邑宰、家臣。但并非所有的“士”都担任官职。管子乘马“士闻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10，读书人中，见闻多、博学、意识名察，而没有为君臣服务的人，也要参加服役并且无赏赐。因此，“士”
7、不担任官职者，仍然要服兵役。总之，士起初是武士，到了西周时期，士主要由分封而来，属于贵族最下层。这一时期的士有一定职务，地位比较稳固，流动性比较弱，他们接受文化知识教育，文武兼备，为后世士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二）士人的分化与演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宗法制动摇，加之私学的兴起，士人的成分、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士人逐渐分裂，新兴的士阶层开始崛起。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庶民中的优秀者上升为士的机会增多，除了原先的士之外，出现了一批新士 ，他们不受宗法支配，与其主人形成了一种新的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8、”6(召公三十二年)，故诗小雅十月之交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11(十三经注疏之三黄侃经文句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巨变，不少“士”丧失了贵族身份沦为平民，相反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甚至有些奴婢脱颖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当时下层民众是可以通过战功来改变自己的身份。赵鞅誓师辞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杜预注：“得遂进仕”12(卷50) “庶人工商遂”的意思就是庶人工商之民可以凭借战功上升为士。我们知道并非贵族出身的管仲凭借自己的才能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从而成为春秋时期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次，一部分高层贵族不断向下层靠拢
9、，贵族的庶孽成为士阶层的一个重要来源。春秋战国的动乱同样改变了大批王公贵族的命运，随着宗法礼制的逐渐松弛以致瓦解，他们丧失了往日的荣华富贵，无法再享受世卿世禄的生活。而沦落到“士”的行列，由于他们熟悉礼乐制度，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能凭借其才能为当权者或新兴地主阶级所豢养。最后，从士阶层的队伍里分化出一批专门从文的文士。随着天子权力旁落，公室衰败，继而国学与乡学难以为继，“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原先依靠“父子相传，以持王公”13(P.951)取得食禄的文化人不得不四散列国诸邦，从而汇聚成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知识阶层，就是后来在两千多年中一直作为学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的士阶层。到了春
10、秋中后期，“士”由奴隶主贵族的最底层开始向社会阶层转化，特别是战国时期，士虽然仍有等级的痕迹，但是从其人数、职业和社会活动方式来看，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主要从事各种文化、精神活动，故称之为“文士”，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14，反映到了战国时期“士”的射、御教育已退居次要地位，而诗、书则成为与礼、乐并重的教学科目。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文士”成为士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后来对于学习文化知识和掌握某种技能的人无论有无公职或职位高低，都称作士。范围极其广泛的“士”，也逐渐成为了对知识分子的统称。2、 士人社会地位状况的变化
11、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学术下移，这一时期的“士”已经不再局限于贵族阶级，而成为“四民”之首，其成员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甚至奴隶。这些士人不论身份高低贵贱，他们依靠知识谋生，因其成分复杂，在价值观上呈现多元趋势，成为这一时期“士”的新特征。随着这一时期“士”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增强，士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改变。 （一）春秋早期士的社会状况在西周时期及春秋早期，士基本上是等级制中的一个特定等级。他们在政治地位、社会关系、礼乐制度方面都有严格的界限。比如在婚事礼节方面，直至春秋中后期，依然有西周的遗风。首比如在丧事礼节方面，各个等级的丧礼有不同的规格。庄子天下记载：“古之丧礼，贵贱
12、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15(杂篇天下)”说明士与大夫的丧礼规格有明确的分界。此外，春秋早期的士与大夫在服饰饮食方面也有严格划分。如荀子富国“天子广袾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16(富国篇)。在饮食方面也是如此，礼记玉藻“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14(卷13)。总之，西周至春秋早期，士处于统治阶级最底层，被牢牢束缚在宗法制的体制里。（二） 新兴士人的社会地位从春秋中后期起，士这一等级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春秋战国之际，士开始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阶层，随着王官失守和学术下移，新兴士人的代表孔子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新
13、兴士人的崛起。孔子和其门生弟子所组成的儒士集团，成为了当时士阶层的典型代表。在春秋中后期，新兴士人并未得到社会当权者的认可，社会地位还是比较地下的。因为新兴士人的出身大多贫困且地位地下，其学术理论还未被广泛传播，自然不会被为政者所接受。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17(卷4)”孔子作为新兴士阶层的代表，就这样被拒之上层社会的门外。但是这一时期的士人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处于历史上升趋势。到了春秋后期，由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士阶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迅速崛起。1、自由频繁的人才流动春秋后期，社会关系发生了大变革，
14、宗法礼制逐渐松弛瓦解，人身依附关系得到削弱，加之尚贤政策的推行，客观上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人才流动。而当时流动的人才多为士人。那时的士人似乎都以周游列国为时尚。孔子曾说：“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1(宪问篇)，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立志修行以为世用，如果总呆在家里，贪图安逸，不去接触社会，不去参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春秋战国人才流动较为特殊，规模较大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逃难贵族及其臣下组成的流动群，这在春秋时期尤为明显。如晋国公子重耳出逃，跟随他的有名士狐偃、赵衰、胥臣、魏武子、先轸等。一类是各学派大师及其弟子组成的流动群，他们率领弟子游历天下，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这在春秋
15、末期到战国时期比较典型。如孔子率门徒，历聘列国；孟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18(卷20)”;农学家许行游于小小的滕国，也有“徒数十人”20(卷21)。当时一些礼贤下士的上层人物，身边往往云集了四方之宾客。如齐国孟尝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18(卷75)数千人；赵国的平原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18(卷76)；楚国春申君“客三千人”18(卷78)；魏国的信陵君，士“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18(卷77)；秦相吕不韦“至食客三千”18(卷85)。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从春秋末期起，出现了“士”自由投奔的现象，他们主动出击，游说各国，谁赏识他们，他们就依附谁，为谁效力。“怀子好施，士多归之”6(襄公二十一年)。例如当时的齐国、秦国是人才流入较多的典型国家。自秦穆公到秦王嬴政期间的几代国君，都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并敞开国门，招揽人才。据马非百秦集史统计，自秦武王到秦始皇一个多世纪里，秦国共有左右丞相21人，在职位显赫的众多丞相中外国人占总人数的60%，如甘茂、魏冉、昌平君、李斯是楚人；范睢、吕不韦是魏人19。齐国设立稷下学宫，招揽四方学者。据史记记载，宣王时，荟萃于稷下学宫的学者有“数百千人”，如宋钘、邹衍、淳于髡、荀卿、孟轲等18(卷46)。战国时期的学术流派，包括阴阳、儒、法、名、道、墨等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流动到稷下学宫。而且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