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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朱迪 2012-12-19 14:04:41来源：社会学研究(京)2012年4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但鲜有研究注意到其方法论含义并科学地选取研究策略。事实上，学术界对于定量定性方法的结合仍有争议，而且不同的结合方法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含义也不同，对于研究结论的意义和作用也不同。本文以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研究为例，详细阐述了该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原因、目的、方法论、具体研究策略及其应用。文章使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发现说明了混合研究方法如何丰富和深化了研究结论，如何以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为背景挖掘了消
2、费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关 键 词】方法论/定量定性混合研究方法/多元对应分析/访谈/消费一、引言基于消费模式的变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学术界和市场研究都表现出对中国消费文化和消费者行为的浓厚研究兴趣。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消费模式的研究中开始重视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郑红娥，2006；周晓虹，2005；王建平，2007；赵卫华，2007)，一般包括收集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有的还包括参与式观察。然而，在这股潮流中，很多研究并未充分说明为什么要使用混合研究方法或者所蕴含的方法论含义：定量或定性指的是数据收集方法还是分析方法？客观观察到的调查数据是否“可以”与主观建构
3、的数据相结合？很多研究也未详述具体使用的研究策略，是定量数据主导还是定性数据主导？是为了研究结论的完整互补还是更加深入，抑或是为了检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事实上，学术界对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仍有争议，而且在不同的结合方法背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含义也不同，对研究结论的意义和作用也不同。本文将以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为例展开讨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其中蕴含的消费倾向和动机。在这里，消费倾向是指购买和使用某种物质产品或服务的独特的或主要的原因，它暗含在人们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解释中。本文定量数据来自200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但只用定量分析不足以揭示消费模式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4、，因此作者于2008年又对北京的中产阶级做了30个访谈。为使得研究发现更加深入和丰富，本文采用一种以定性数据为主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混合研究方法的一些争论，其次说明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目的、研究策略和数据来源，然后分别阐述对两种数据的分析方法和简要的研究发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混合研究方法如何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二、关于混合研究方法的争论如柏森(Pawson, 2008: 120)所总结的，研究者将定量和定性方法进行结合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是多面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这种观点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广泛接受。因此，学术界需要那些能够融合各
5、种形式的材料和证据并整合当前多种研究视角的研究方法。基于这种哲学观点，研究者针对具体的研究目的将这两种方法以不同形式相结合，并根据不同的理论原则为这种方法论辩护。布莱曼(Bryman, 2008: 9192)曾对一些期刊论文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融合定量定性方法的研究是为了“强化”(使用定性或定量方法收集更多数据来增强定量或定性方法的研究发现)、“完整”(既使用定量方法也使用定性方法会使得研究的解释更为全面)以及“三角测量法”(综合定量和定性方法对研究发现进行三角测量，这些发现之间或许可以相互确证)。但是，传统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方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互不相容，因此二者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
6、使得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常常受到挑战。表1列出了定量和定性方法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不同的倾向。习惯上，定量方法与客观主义相联系，通过收集“客观的”观察资料来理解这个世界；而定性方法与建构主义相联系，致力于发现意义和解释以及动机和目的。然而，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区别并不会带来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无效。如布莱曼(Bryman, 2001)强调，就认识论和本体论来讲，研究方法比研究者通常认为的要更加具有“流动性”。例如，定性研究很可能与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通过可观察的现象并联系内在的结构和机制来解释世界；定量研究也可能与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结合，来发现那些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倾向的意义、动机、解释和规
7、则。对此，博格曼做出了更为系统的论述，建议在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中“混合”不同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而不是“混合”边界模糊的定量和定性方法，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博格曼(Bergman, 2008: 1415)认为，传统的关于定量和定性方法的分工应当被抛弃，而且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混合研究方法的前提也是错误的。事实上，每一种定量或定性方法的实践都相去甚远，也很难为整个定量或者定性方法大家庭总结出彼此区别的特征。基于此观点，博格曼(Bergman, 2008: 17)建议了混合方法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原则。一是区分“数据收集方法”比如，无结构式口述访谈、建立在封闭式问题上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
8、方法”比如定性的内容分析、福柯式的话语分析、定量的内容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第二个原则是，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理论和目标选择不同的搭配来理解他们的数据。有鉴于此，研究者是在处理客观现实还是建构起来的现实、是在做假设检验还是探索性的分析，都与数据是通过统计调查或其他什么方法收集的无关(Bergman, 2008: 16)。当然，完全打通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区隔不免有些极端，因为数据收集方法所传达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会对数据分析方法有一定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专家都提醒，在使用计算机辅助软件分析定性数据时，横剖式的编码要与变量分析的定量逻辑区分开来。如梅森(Mason, 2002)认为
9、，要达到定性数据每一部分之间高度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并且定性数据所反映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和机制也不应该被缩减到一个静止的或简单的变量，所以编码形式和分析方法可能会在不同数据上有变化。本文也持类似的观点，因此在处理定性数据时使用了多种分析逻辑和分析方法。但是，将客观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定性数据毫无疑问是可行的，而且已经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应用，比如对被访者的年龄、收入等人口特征的分析以及对被访者的语言构成的分析，后者在本研究中尤其重要，下节将有进一步的解释。总的来说，布莱曼和博格曼的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他们不仅为混合研究方法提供了比较一致的辩护理由，也增加了混合研究设计的可能性。关于混合研究方法的争论也提
10、醒了研究者，应当根据研究目的、数据类型甚至研究者的资质选择一种合适的策略来系统地连结数据及合适的数据分析方法。三、研究策略和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有关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很多现有研究中隐含的或理所当然的假设是，西方文化、跨国公司在这场“消费革命”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中国消费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辐射”或“影响”，因此“消费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然而，消费文化的扩散机制是不是简单地从西方国家辐射到东方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结果是否就是全世界被同质为西方文化？事实上，很多民族志和社会学的研究证实，全球化从来不是一种单向的力量，而是各种力量参与的“竞技场”(Jackson, 2004)。本
11、土文化也从来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能够与外来文化互动甚至改变它(Watson, 1997; Miller, 1998)。同时，现有研究片面关注消费主义的兴起，然而“消费主义”是产生发展于西方、直至今日西方学术界仍有争论的一个名词，并且也缺乏实证证据证明中国新出现的消费倾向与“消费主义”或“享乐主义”是同质的。另外，正如现有文献所强调的，中国的“新富”和“中产阶级”非常热衷于炫耀性消费。昂贵的礼物是显示个人支付能力的一种方式(Wong & Ahuvia, 1998)；只要是进口的，无论奢侈的还是普通的商品都具有某种符号价值(Zhou & Hui, 2003)。但是，“个人的取向”，即出于身体和精
12、神需要而购买的动机，常被研究中国消费文化的学者们所忽略。本文将采用一种动态的、互动的理解全球化的观点，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对消费模式和消费倾向提供更为恰当的分析。定量分析可以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描述中产阶级的人口特征和消费模式，定量数据的图表尤其可以非常直观地展现消费模式的特征及其如何与社会经济指标相联系。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包含了有关人口特征和消费行为的一些变量，能够完成这两个任务，也节省了数据收集的精力。但是，在CGSS2003中，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非常有限，不能充分揭示中产阶级消费生活的复杂性。定量分析也难以获得主观的解释、个体之间微妙的区别以及消费行为
13、如何被具体的文本所塑造等信息。这三个任务只能由对定性数据的分析来完成。现有研究片面强调消费的符号逻辑和消费主义的倾向，部分原因是研究者热衷于将社会学的理解强加给消费过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伍德沃德(Woodward, 2003)建议了一个有效方法，即从行动者的角度来探索消费问题，试图挖掘消费行为的语言构成：策略、叙述和解释。本研究借助这种研究路径，考察中产阶级对消费选择和行为的解释中暗含着怎样的辩护理由，由此建构出有关消费倾向的性质和程度的结论。本研究收集定性数据的方法主要是半结构式访谈。本研究始于定量数据的分析，然后进行访谈和分析。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和深化研究发现并使用
14、定性数据进一步探索相关结论。定量分析能够产生初步的结论和一些分析的结构，而定性数据是丰富的和深度信息的主要来源，将产生研究的主要结论。这是一种以定性数据为主的策略。根据布兰嫩(Brannen, 2008: 57)对大量混合方法研究的分析，该策略被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这种研究策略也类似于梅森(Mason, 2006: 3)所总结的“定性取向的混合研究方法”，不过本研究的定量分析比梅森假设的只使用一些定量文献资料要复杂。在梅森(Mason, 2006)看来，这种策略有利于以较大规模的客观样本为背景来理解研究对象；它以定性的方法论逻辑为主导，能够减少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本体论鸿沟”所带来的风险
15、，也避开了产生一种“混合”解释的挑战。因此，混合研究方法的哲学陷阱给本研究带来的威胁较小。在文化资本和消费文化研究领域，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数据的多元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即MCA)结合定性访谈数据的分析。这种方法自布迪厄(Bourdieu, 1984)开始受到拥护，在当代研究中仍然受到欢迎(比如Silva & Wright, 2008; Bennett et al., 2009)。秀娃等研究者认为(Silva et al., 2009)，MCA方法提供了一种描述社会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途径在调查数据的使用中没有
16、预设任何有关“因变量”的分布；对座谈会和定性访谈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论述MCA所揭示的区分和整合的形式，深化我们对意义和行为的理解。另外，采用MCA分析也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在CGSS2003中，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为定序变量，本研究尝试了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然而这些定序变量显著地呈偏态分布，所以本研究只能求助于多元对应分析。根据以上的方法论讨论和现有消费文化研究的范式，本研究将应用MCA于调查数据、应用定性分析于访谈数据。本研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分层如何区分生活方式和消费。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是区分消费行为乃至其他很多领域的一个重要结构，这得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认同(李培林、张翼，2008；刘欣，2007；李友梅，2005)。本研究的定义主要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