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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文化：“土壤”、传统与创新后勤指挥学院 李秀朋 彭云望 发布时间：2011-04-23 22:34:04按照组织文化学者爱德加沙因的定义，文化是一群人在解决适应环境和内部团结的问题时习得的、成体系的一系列基本预设（basic assumptions）。这些预设在实践中卓有成效，所以被认为是正确的，被当作解决问题时正确的感知、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交给新成员。沙因还提出一个著名的文化睡莲模型水面上的花和叶是文化的外显形式，包括组织的架构和各种制度和程序；中间是枝和梗，是各种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包括使命、目的和行为规范等；最下面是根，是各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下意识的信念、观念和知觉。简而言之，文化是基
2、于预设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产生制度，约束行为。沙因提出的文化睡莲模型按照沙因的理解，文化之根决定文化之枝梗，文化之枝梗决定文化之花叶。根据这一理解，文化独特性之产生，从根本上讲，决定于文化之根赖以生存和发育的“土壤”。是故，研究中国管理文化的传统与创新，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的根。而研究中国文化的根，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中国的历史地理。本文尝试以文化“土壤”为切入点，对中国管理文化传统与创新作一概要分析。一、地理军事环境早在世界结为一个整体之前，不同的文明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流域），并在相互孤立状态下演化。从全球范围看，最初农业文明出现的时候，形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
3、农耕世界，它位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度线之间的亚欧大陆偏南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生存着5个古老的农耕文明，分别是地中海附近的克里特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印度文明的前身）；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指夏商周三代）。在其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上从兴安岭到匈牙利，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这种“南农北牧”的对峙局面，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1500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第一次大冲击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600年左右，主要由游徙于欧亚大草原中部的印欧语
4、系游牧民族发起，使当时在中国以西的几个文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残，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代文明(即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帝国、古代印度和中国秦汉帝国。第二次大冲击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主力军是游牧于中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这次入侵浪潮促成了欧亚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的南迁和西徙，导致了几乎整个古典文明体系的崩溃。第三次大冲击发生于公元13世纪初，主要发动者是欧亚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率领下，蒙古侵略者的金戈铁马横扫了从中国东海到匈牙利的几乎整个欧亚大陆。在整个农耕经济时代，“以我国北部蒙古为中心的北亚草原地带，是
5、近代以前整个草原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主要的动乱摇篮。二千多年来，游牧民族无数次的移民运动与对外侵略，多肇源于斯，造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影响及于远方的定居社会。我国更首当其冲。北亚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可说是我国历史形成的最重要的因子之一。”15-16世纪，世界历史进入重要分水岭。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坚船利炮取代骑兵成为战场的主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取代农牧冲突成为世界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蓝色海洋取代绿色草原成为中国动乱的摇篮。中国遭遇工业文明的冲击，在时间上尽管晚于其它大多数国家，但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所遭遇的现代性挑战，无论性质还是严重程度，均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危机。中华民
6、族第一次遭遇来自更高级文明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在应对这场生存危机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在军事实力上难以抗衡，从而不得不在武力上屈服于人；更为严重的是，在文明进化程度上自觉低人一等，从而不得不在文化心态上折服于人。二、国际交往方式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尽管也曾发生过许多诸如联姻、贸易、文化交流等和平方式的交往，但国与国之间更主要的交往方式却是战争。关于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入侵的原因，中外学者对此问题做出过许多不同的解释，如天性嗜利说、人口膨胀说、贸易受阻说、掠夺说等。在讨论战争交往方式之前，不妨先看看和平互利交往的可能性。在自然经济条件，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与消费状态，自发交易的需求量很
7、小，而且即使存在交易需求，因交通不便而导致的高昂交易费用也会使交易变得不经济。从中国古代农牧交易的历史来看，交易品种主要是茶马互市和绢马互市，交易方式主要是官市交易。交易需求量小，可以成为相互隔离的必要条件，但不会成为导致战争的充分条件。战争是一种高风险的无偿交换。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最主要的财富是牲畜，没有固定财富积累，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遇干旱与冰冷天气，水草大面积枯萎，牛马成群冻死，游牧者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史书匈奴列传记载，“冬有雨雪，畜多饥寒死”，严重时“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农耕民族则不然，即使寒冬没有收获，依靠夏秋的粮食储备也可安然过冬。迫于生存压力，游牧民族往往视秋季
8、为肃杀季节，如汉书匈奴列传载，“匈奴处北早寒，杀气早降”。从历史记录看，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除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肃杀之外，还有一定的大周期性，即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三次大冲击。这说明，除了四季气候变化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影响游牧民族的南侵。1915年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在文明与气候一书中首次提出气候脉动论，强调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地理学上称之为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是人类文化的原动力、人口移动的主因、能源的主宰以及区别国家特性的重要因素。他曾作两条历史气候变迁的曲线，并以此推断出气候脉动的结论：一个干燥周期开始以后，草原随之干化成沙漠，游牧民族不得不向外迁徙，于是造成一连
9、串的迁移与征服的现象。亨廷顿的气候脉动论上世纪六十年前曾轰动一时，后渐为人所淡忘。但汤因比的名著历史研究问世后，再度引起注意。汤氏在亚非欧三洲游牧民族入侵农耕地区的史实中找到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各游牧民族入侵农耕地区的同时并发症；二是游牧民族的外侵有一定的活跃与静止周期。六百年为一大周期，前三百年为活跃期，后三百年为静止期，且在每一活跃期的第一个世纪，游牧民族的侵略尤为猖獗。汤因比发现了游牧民族的活跃和静止周期和亨廷顿的干燥和湿润曲线之间的相似性，从而断言亨廷顿的气候脉动论便是操纵这种并发和周期性的动力。气候脉动之所以影响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迁移与入侵，是因为气候的长周期变化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
10、族的影响程度存在巨大差别。当气候变化处于长周期中的暖期时，平均气温相对偏高，平均湿度相对偏大，平均降水量增加，这既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也有利于水草的生长，因此，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产与生活相对安逸，人口随之增长。进入冷期以后，随着平均气温和湿度的降低，气候变得寒冷干旱，自然灾害频发，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产与生活都受到不利的影响。以中国的情况为例：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农业王朝，农业歉收，自耕农、小土地主的破产现象加剧，导致土地兼并现象恶化、流民日增、国势渐衰，加之吏治的腐化，社会矛盾随之激化。但是与农耕民族相比，气候长时期干冷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更大，这不仅表现在草场的荒漠化和牲畜
11、的冻死上，而且表现在暖期人口增长的滞后效应上。这样，气候转入冷期后，在生存环境的直接威胁和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亚欧大草原上原来各自分立的游牧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日显稀缺的水草资源，发生大规模的部落兼并，导致草原军事帝国的崛起。然后，崛起的草原帝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再向农耕世界发动大规模的迁移和掠夺。气候脉动的半周期是三百年，这个时间与中原王朝的兴衰周期相近。此外，历史学家发现，古代中国的国防线与“15英寸等雨线”相符，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我国学者王会昌系统研究了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南迁过程中所建立的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见表）与我国气候长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见图）。得出的结论：从我国气
12、候的冷暖干湿变化与历代王朝的兴衰荣枯的对应分析中，可以看出，2000多年来温暖湿润气候期的不断缩短、寒冷干旱气候期的不断延长和干旱化程度的日益严重，引起了塞外游牧民族步步深入到黄河长江流域，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历代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阶段时代政权界限（北/南）纬度（N）相当于今地名I秦匈奴/上谷郡4142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炮台营子西汉乌桓/幽州刺史部上谷郡4118河北省张家口市二台东东汉鲜卑/幽州刺史部上谷郡4056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北II三国鲜卑/魏.幽州上谷郡4056同上西晋鲜卑/幽州上
13、谷郡4056 同上东晋前秦/东晋.豫州戈阳郡3218河南省息县临河镇南北朝北朝.北齐/南朝.陈3024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镇间歇期隋突厥/涿郡440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嗄旗南唐回纥/河北道.妫州4330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查干诺尔III五代十国契丹/北周3924河北省涞源县塔崖驿北宋辽/北宋3906 河北省易县南管头南宋金/南宋3218河南省息县临河镇IV元中国大陆南缘2230广东省惠东县港口明鞑靼/京师开平卫424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北清中国大陆南缘2230广东省惠东县港口注：以11500 E经线上的纬度变化为准；元、清两代只取中国大陆纬度资料来源：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
14、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资料来源：同上。4000年来我国气候的冷暖波动(a)干湿变化(b)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纬度变化(c)的关系自骑马术发明以来，分布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凭借着骑射的优势，一直是农耕社会最头痛的敌人。与农耕民族相比，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单兵作战能力。一般而言，游牧民族尚武善战，农耕民族崇文重教化。因此，与农民相比，牧民好斗且身强力壮，单兵作战能力强。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习武为乐。马背民族，几乎个个能骑善射，骁勇无畏。西汉初期晁错对匈奴人的习性曾有过这样的描绘：“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
15、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汉书晁错传）兵团进攻机动能力与作战半径。挟骑兵之威风，游牧民族擅长兵团作战，轻装疾进，攻战神速，不仅机动能力强，作战半径大；且就地补给，不为辎重所累，具有相当强的野战连续作战能力。如蒙古军队出征于中国时，“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蒙鞑备录）骑兵作战，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是典型的作战与后勤一体化平台，骑兵阵营进攻作战时几乎不受后勤补给的影响，长驱直入，进退自如，步战、车战均无法与之匹敌。寓兵于牧、兵牧结合与战备成本。游牧民射猎为业，人皆习武，是天生的兵民。在生产与战术方面，狩猎与围攻如出一辙，“与人战”和“与动物战”并无二异。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无须特别的战备训练和战略储备。在这方面，兵农分离的农耕民族如欲与之决战一番，不仅需要长时间的战术准备，更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当然，游牧民族也有自己的劣势。受文明进化的影响，游牧民族最大的劣势是军事与政治的组织化程度低。内部政治方面，缺乏稳定持久的权力分配与再分配制度，因而，经常发生内部分裂。匈奴为汉军所破，其中一个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