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词义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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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词义化趋势 苏新春刊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从本世纪的年代末年代初,汉语词汇的研究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时期。其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对词义进行深入的研究。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只有从词语的意义入手,才能真正认识词语本身。词是由词形和词义两部分组成的,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正是词义。词形反映表达着词义,词义支配着词形的变化。一、词义化发展趋势中的学术活动在“文革”后学术复苏、语言学研究复苏的时期,当人们对语言、方言等学科仍然表现出极高热情的同时,词汇词义研究的热点正在慢慢地凝聚之中。它首先就体现为全国性学术研讨活动不断的举行。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会带动全国众

2、多的学者,形成一个时期内的该学科的研究重心,引出了数量集中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会在之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陆续从全国各地的刊物上问世。引为注目的研讨会有以下几次。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训诂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中国训诂学会成立于年,它代表着一个传统学科的复出。在复出之机它选择了两个学术突破口,一是对历史上的训诂大家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性的学术活动,如对许慎、郑玄、段玉裁、王念孙、章太炎、黄侃等都举行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议。二是以古代汉语的词义问题作为专门的研讨对象。特别集中地探讨了古汉语词义问题的一次会议就是年初冬在西安召开的训诂学会年会。在这次会议上“词义引申”、“词义训释”、“以声求义”成为讨

3、论的主题,提交的论文相当集中。在当时词汇词义研究界一片沉寂的气氛中,这样集中的论文问世犹如在迷蒙着的天空撕开了一个口子,使人看到这里面是一片湛蓝湛蓝、无比奥秘的广袤世界。年在南昌召开的“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这是一次主要由年青人主持和参加的会议,与会成员大都是年代培养出来的汉语方面的研究生。这是一次综合学科的会议,但关于词汇方面的研究论文比较集中。这些论文强烈表示出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些转折性动向,这就是加强词汇学科的科学化、理论化、系统性、意义化的特点。这些动向在以后的研究实践上都得到了日益明显的加强。年在长春召开的全国词汇学、语义学学术研讨会。这是这个时期第一次以词汇、语义为名

4、称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它吸取了多学科的人参加,其中外语界与教学界的人不少。这时词汇与语义的界线分得还是比较清楚的,会议的分组讨论也是分成这样的两大部分。年在成都召开的青年汉语史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年青一辈的学者这几年召开了不少的学术会议,但明言以“词汇词义”为主要议题的只有这一次。它收到了多篇论文,反映出对古代汉语词汇及进行文化语言学类型研究的特色,体现了这一学术群体的明显学术倾向。年月在天津召开的首届现代汉语词汇学术研讨会。这是现代汉语词汇学界的第一个专门会议。由刘叔新先生主持,邀请与会的大都是多岁的中年研究者。会议规模不大,正式代表只有几人,但与会者在国内中年词汇学家中颇有代表性。这次会议召

5、开的意义不在重要论文的提出,而在于显示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力量的重振。后期的词汇词义研究,还表现出词义化趋势与人文化趋势的结合日益紧密。这个问题将在讨论人文化趋势再作论述。二、词义研究趋势中的代表成果当代的词义理论研究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两个相关但在以往又界域分明的学科同时取得了进展。在古代汉语方面,之前的三十年中,只出版了寥寥几本有关词汇方面的著作。而在年代,则出现了十数本著作,从这些著作的问世中可以看到对词义研究的份量逐步加重的倾向。先后出版的有何九盈、蒋绍愚的古汉语词汇讲话()、赵克勤的古汉语词汇问题()、陆宗达、王宁的训诂方法论()、洪成玉的古汉语词义分析()、苏宝荣、宋永培的古汉语词

6、义简论()、赵克勤的古汉语词汇概要()、周光庆的古汉语词汇学简论()、蒋绍愚的古汉语词汇纲要()、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任继的汉语语源学等著作。在现代汉语方面,先后出版了朱星的汉语词义简析()、李行健、刘叔新词语的知识和运用()、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孙良朋的词义和释义()、徐青的词汇漫谈()、武占坤的词汇()、武占坤、王勤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王德春的词汇学研究()、刘叔新的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罗世洪的现代汉语词汇()、符淮青的现代汉语词汇()、葛本仪的汉语词汇研究()、杨升初、李伯超的汉语语义学论文集()等。立足于古今联系、力图对整个汉语词义进行阐释的汉语词义学(苏新春

7、著)也于年出版。这一时期还涌现了难以尽数的研究论文。单单是在古代汉语领域,从年以来就发表了词汇词义方面的论文逾千篇,尽管其中大都是对具体问题的考证性的文章,但作理论阐述的仍相当可观。这些研究都引起了人们高度的重视,对此不断有论文进行评价性的综述报告。先后有颜洽茂的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和创新()、彭逢澍、李运富古代汉语研究综述(,其中的训诂学、词汇学两部分)、世晓、月明的同义词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苏新春的近年国内古汉语词义理论研究现状及其走向()、杨荣祥反训研究综述()、申小龙的语义时代:当代汉语研究的大趋势()、陈建初近十年来汉语语源研究述评()、王铁昆年来的汉语新词语研究()、刘叔新创新与

8、讨论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年汉语词汇研究述评相继问世。汉语词义理论的研究迎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时期。三、当代汉语词义研究的特点当代汉语词义研究大趋势的兴起有着特定的时代特征。它与语言学的其它学科中的新型研究流派一样,都对语言研究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反思,但与语法学相比,它们有过不同的发展要求。在语法学对科学化、形式化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时,词汇学词义学还在把它作为前进的方向在努力着。对研究现状表示了强烈的反思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学术反思年代。当语法学的反思是对准走到极致的形式化、西方化的时候,词汇学的反思却是对长期以来词汇学词义学所受到的冷漠、停滞不前的局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可以说是几代人所共有的

9、。吕叔湘早在六十年代就指出“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部分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张志公先生在年代又发出了“语汇研究难,语汇研究薄弱”的感叹与呼叹。不少中年学者也对此提出了批评。徐通锵认为“就其现实的状况来说,其基础比较薄弱,要取得一点突破性进展很困难”。()晚近时候,出现了更为尖锐的批评:“还有更值得深思的现象: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准则只有语音的和语法的,独缺乏词汇准则,人们对此历来熟视无睹,不加以探究;现代汉语课本,语法部分和语音部分都各有完整体系,内容充实而词汇部分则肤浅、贫乏,不成体系。所有这些情况,都显示出语言研究中的偏颇”。(刘叔新,)“词汇是语言学中最薄弱的环节。在现代语言学中,由于词汇

10、学的进展同其他学科的进展不相称,几乎有被一些学者排除出语言学的趋势。”(王希杰,)对这种现状年青一辈的学人也有着切肤之感。“目前,古汉语词汇学可以说名存实亡,很难算得上独立、系统的学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该学科的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和学术园地,甚至在语言学丛书或语言学目录索引中也很少将古汉语词汇学单独列出;二是研究成果甚微,近几年,断代性研究、单元性研究似有所深入。而历史性研究、全面性研究则仍未展开,以致迄今尚无一部完整的古汉语词汇学和汉语词汇学史。”(李运富,)他们不仅仅是对此表示不满,表示批评,而是竭尽全力去改变它。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的词汇、词义领域奋力耕耘、若无旁顾的正是这批基本上

11、是同年代的学人。他们几乎都提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几种途径:加强语言理论的修养、充分吸取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应当自觉地接受新理论,更新研究方法。词汇的成员繁多而又相对零散,尤其是它们的生灭有较大的自由,因此整体的规律性显然不如语法、语音,但其内部的系统性的联系是肯定地存在着。”(谭达人,)“进一步提高研究者语言理论的修养,充分吸取传统语言学的精华”,“加强研究中的整体观”。(苏新春,)“我们还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在这方面,我们应理所当然地超过前辈”,“力求方法上有创新。大量引进新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词汇学、语义学理论,以扩大眼界,为建立自己的语言学理论服务”。(蒋冀骋,)正

12、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正是这种创新意识和对新理论新方法的追求,使得他们在日后的继续研究中,能够不断地走向成熟并取得进展。在对词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最有影响也是较早发表的是颜洽茂的论文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和创新()。它以翔实的材料和深刻的分析,指出年来词汇研究中的四大弊端:理论的贫乏;比例的失调;传统模式的束缚;方法上的片面。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和启示,使研究工作缺乏应有的高度,对问题的分析深入不下去。以本世纪前年和后年分为两个时期,古汉语语法的论文由篇增至篇,增长率。古文字的由篇增至篇,增长率。古代词汇的由篇减为篇,降低。传统的研究恪守语音、词汇、语法几大块,日益忽视了它们相互之间

13、的制约关系。在方法上还只是一种机械式的语言单一发展观,而没有从语言的历时发展与共时变化相结合的角度来看问题。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高度注意,尽管它说的是古代词汇的研究,但这些弊端在我国整个词汇学界都有普遍意义。它第一次使人们真正感到,词汇研究的现状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传统的词汇研究路子不能再继续走了。科学化、形式化的研究特点当现代汉语语法学在为形式化而苦恼不堪,被称为走入了死胡同的时候,汉语词义的研究却正在为能做到对研究对象进行有条理的说明,使这一研究走上科学化、形式化的道路而努力着。它构成了这一时期汉语词义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特色。科学化、形式化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用新的语言单位对词义

14、进行切分和定义为了确切、有形地把握词义这个研究对象,就需要用清晰的语言分析手段来对词义进行剖析。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能将词义分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单位,词义的组合、层次、建构无非都不过是这些词义单位搭配、变化的结果。在词义的最小单位上,不少学者都划分出义素,并尝试运用义素分析法来分析词汇问题。分析对象较多的是义位的构成、同义词和反义词的比较、词与词的区别、词性的确定、词义的引申变化等问题。要对整个的汉语词义清晰地把握,就必须对更复杂的词义系统进行分析。这是一项更为困难的工作。李运富曾尝试把词义分成五个层次,它们从小到大分别是:本义、引申义、间接引申义、渗透义;义系;义宗、义域;词义系统。(建立独立的系统的古代汉语词汇学)相比之下,宋永培分出的词义层级单位由于有相当充实的实践作基础,显得更为扎实些。他分出了词义的六个层级单位:义位、枢义位、普义位、义枢、义系、义区。(说文解字的词义系统研究)这些对词义单位、词义系统单位进行切分所作的种种努力,都使在传统研究中显得浑沌不清、囫囵说解的分析朝着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运用数量方法进行定量的分析用数量统计的方法分析语言,在语法学等其它的分支学科早已有了运用。在词汇学界则首先是在辨认词语单位的历史演变状况中使用。从年代初期,程湘清、马真、向熹、曹先擢、祝敏彻、王显、殷正林等一批学者,对诗经、史记、汉书、论衡、世说新语等先秦两汉专书中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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