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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中国文人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课外拓展文章 苏东坡何许人也?不说国人对他的评价,法国世界报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选出十二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那么,陶渊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苏东坡最崇拜的人。东坡先生提到他,永远是学生的口吻:“渊明吾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陶诗109首,东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还在陶渊明之下。苏东坡这种境界的人,尚且从陶诗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养分,我们今天怎能错过?我们错过了陶渊明,岂不等于俄罗斯人错过普希金、英国人错过莎士比亚、德国人错过荷尔德林? 中国大诗人多,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显然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2、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既是面对世界的,又是面向传统的。忙着与世界接轨,将传统一脚踢开,这样的心态该告一段落了吧?大约二十年前,某大报有个醒目的标题:“诗人是商品经济的怪物。”时隔整整一代人,我们是否能反过来说:商品经济是诗意的怪物?两个怪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碰头了,不打不成交,彼此学会包容,和平共处。我们的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所谓开放时代,二者缺一不可。 我个人对陶渊明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其诗,其人,触动我已近三十年。今天手捧陶诗,仍是怦然心动,如遇美食,如见佳人。我很想写一本传记体的小说,取渊明先生的自传标题:五柳先生传。渊明先生说:“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非常感谢魏心宏老
3、师,是他让我有了一个机会:先作尝试。 德国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是“诗人中的诗人”,我们能不能套用到陶渊明身上去呢? 对陶渊明的人格的赞美,历朝历代绵绵不绝,概而言之三个字:真性情。他究竟“真”到了何种程度,令数不清的大学者大文人对他顶礼膜拜? 而由于评判标准的差异,历代对渊明的评价,反差也很大。和其他杰出人物一样,他也被符号化、变得云遮雾罩,并且逸出文坛,影响政坛,波及商界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本文试图从个体解读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虽然是不自量力,但我毕恭毕敬。 我们还是从生平说起。 陶渊明生平简单。简单蕴涵着丰富。 海德格尔讲尼采,涉及尼采生平,只用一句
4、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其实尼采生平,足以写成一本厚书,有些章节饶有趣味:他和音乐家瓦格纳争夺美女的故事,让许多人津津乐道。包括尼采为何发疯,也是读者的兴趣所在。但这些事儿,不足以进入海德格尔的视野。大师讲大师,严格限于思想进程,尼采一书长达一千多页,不重复,不拖沓。译者孙周兴先生感慨说:这就是大师作派! 我们是仰望大师的人,而能够仰望,已值得欣慰。 持续的仰望,让我们略去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藐视生活中的低级趣味。 文人和哲人有不同。哲人如同高居云端,而文人归属大地。文品与人品,联系比较广泛。文人的生平、生活,应当被纳入视域。不过,这里也有分寸。 我手头的几本陶渊明传记,包括名家如周振甫先生
5、的陶渊明和他的诗赋,讲官场,讲时代背景,花去大量篇幅。结果是:传主本人倒显得有些模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内传记类作品的通病。像我这样的读者,读今人写的古代传记,很难兴奋起来。写文人,文人就是主题,他身后的时代不应该罩住他,覆盖他。背景放大了,人就缩小了。比如我们常见的、写在教科书的“文学规律”:文学形象服从于、服务于他的时代。 文学是研究人性好呢,还是展现时代好?这是一个问题。 换言之:文学是自律好呢,还是他律好?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
6、、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本文不打算为他们花费篇幅。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爱丘山”。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适俗韵”,他心里很清楚。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他者”。今天,不是有学者力倡:乡土中国应该是城市中国的参照么? 几千年的乡土,几十年的城市化这是一个沉重却不容回避的话题。我们后面再细说。 陶渊明的出生
7、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上京里(一说栗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个人奋斗当上大司马。大司马是军中元帅级别的职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场血战得来。他一身好武艺,最初到军中任职,却充满辛酸的传奇色彩:妻子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饭桌和床上的草、席,只为请人吃顿饭。那人还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办事,为陶侃在部队谋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机会靠敌人的性命换取功名。 东晋,司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虚弱,权臣互斗,豪强并起,几股力量大拼杀。陶侃有十七个儿子,大部分是武
8、将,他们又互相残杀。族人要么成敌人,要么为路人。渊明这一支,呈衰败之势,他祖父陶茂虽然做过武昌太守,但正史无传。他父亲陶逸也当过太守,时间很短,死于他八岁那年。母亲孟氏,大将军孟嘉的小女儿,贤惠有佳名,她活到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颇具规模,有他的诗为证。但他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到他这一辈,家境每况愈下。“家无仆妾,藜菽不给。”藜菽指粮食。 看渊明的家族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几次跑出去做官。魏晋时代,家族、门第的观念是代代相传的集体潜意识,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个体生存。如同近现代的欧洲,大家族尚有标志家族荣耀的徽章。 我们应当理解,渊明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反抗门第
9、观念。 他一生搬过好几回家,主要是避战乱。浔阳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打过两次大仗。渊明讨厌战争,写诗只字不提。 离柴桑稍远,有个园田居,渊明中年住过。更远的地方叫南村的,几间茅屋,是他举家避浔阳战乱之所。到五十岁左右,他又搬回有儿时记忆、有先人遗存的上京里。几十年过去了,老宅风雨飘摇,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死于贫病交困,享年六十三岁。有人说他只活了五十几岁,但更多的学者不同意。细致而客观的考证中,不难看出学者们隐匿着的感情。我写此文也不例外。杰出的人物,越长寿越好。 我们不妨记下这三个地名:柴桑境内的上京里、园田居、南村。这是伟大的诗人生活过的地方。他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大诗人。没有他的富有开创性
10、的揭示,中国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现今天的这种美。 他告诉我们,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赢得审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后皆风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写洞庭湖的诗难懂。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在平淡中见功夫,所谓大巧若拙,大象无形。他的很多传世诗篇,不大读诗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随意的。他有修养,有操守,然后他随意。这种随意,不是生活中的随随便便。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他掉头就走。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屡犯世患”,“九死蛮荒”,却不曾须臾脱离官场。当然,北宋和东晋不一样的,东坡为官,尚能为百姓做事。而东晋的官僚,敛财很厉害,又摆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级压死人。不敛财成不了大族,不摆架子
11、显不出高贵身份。官场风气如此,好官难做。而军阀重开战,好官坏官都有性命之忧。 渊明写诗也随意。柴桑离庐山不远,他并未跑到庐山去,写下一组五言诗。他所描写的,都是身边风物,寻常景观。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深知抵达这样的艺术境界有多么难。李白、杜甫,包括东坡自己,写了多少名山大川,却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杰作人间词话中,讲诗歌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陶渊明,堪称“无我”之境的第一人。 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渊明两者都不是。对他来说,诗歌等于天籁。写诗如同喝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喝酒难受,不写诗同样难受。事实上,酒与诗,伴随他的一生。
12、法国画家高更,在塔西提岛上画画,和土著打成一片。陶渊明在柴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下地耕种,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他是地道的农民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一年四季,田野上都有他的身影。 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下五个儿子。家道艰辛,老婆要下地的。为生计,他“投耒去学仕”放下农具奔官场。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四次出去“学仕”,学得很别扭,“学习成绩”始终上不去。最后一次当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他当官太难了,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艰难。官场的铁律:要做老爷,先当孙子。陶渊明也有委曲自己的时候,只不过忍耐有限度,上级要他做孙子,他把官帽一扔,扬长而去。 一再奔官场,正是渊明的可爱处。他的家
13、庭责任感,由此可见。他不指望重现祖先的荣光,却想方设法要让家人维持小康局面。责任与个性,是一对矛盾。有人含辱忍垢,当孙子,熬到做老爷的那一天,又拿别人当孙子。历代都如此,所以是正常现象。而批评这种现象,也属正常。写文章,不至于颠覆历史、因小人数量多就把小人写作楷模吧? 陶渊明并非坚守个性,个性本自然,像一朵花一棵树,它的生长习性就是那个样子。有弯着长的树,也有笔直的树;有不惧风刀霜剑的花朵。毋宁说,乱世中的渊明几次出去做官,倒是想适当调整一下个性。高更不结婚,可以由着性子来,陶渊明办不到。 渊明所谓真性情,有他的特殊性。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域中显现为真的。这一点,须仔细辨认,不可失之简单化。 人
14、到中年,几番“学仕”失败,他才看透了。不单是看透官场,他也看透自己。像他这样的人,不归是不行了。“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归到上京里,归到园田居。前者为老宅,后者有他家的田产,学者考证有十几亩。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他没料到,比如园田居失火,房子烧光了。又遇灾年,逢兵乱,他穷得断酒,饿肚子: 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这已经是辗转乞讨了,又饿又羞怯的情状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这里。估计他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敲门尚且拙言辞。而当初辞掉彭泽县令,他没想到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可他的五个儿子都活下来了,他为父是称职的。他异乡乞讨,讨回的粗食分给五双小手。 战乱赋税高
15、,种田人朝不保夕。渊明一生,饿过三次肚子,分别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则半月,多则半年。 有个日本学者,名字我忘了,断言陶渊明隐在乡下而心系名利场,这人是胡说。魏晋隐士,确实不乏借“隐”扬名、从山林跃入官场之辈,但问题是:陶渊明根本就不是什么隐士。晋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取的是官方立场:有才华有名望的人,他不在官府里,他就是隐士。还有一种隐士,官当够了,钱捞足了,搬到乡下去,迈起四方步,摇头晃脑念几句古诗。陶渊明的诗中提到过隐士,可他的“咏贫士”、“咏荆柯”、“咏山海经”不是更多吗?他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官场呆不下去就回家种地,是后人把他捧到“隐逸诗人之宗”的牌位上去。他变成木偶了。 我们品读他,就是要还原他的本相。 我读他近三十年,从来不觉得他是隐士。他为夫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爱酒爱美女,他体验疾病与死亡,他巴望儿子有出息世俗的东西他样样不缺,他也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凭什么说他是隐士? 当时有“浔阳三隐”之说:浔阳境内的三个县令相继辞官归田,渊明是其中之一。但我们不必对这类说法过于当真。那个年代,隐士的帽子满天飞,陶渊明当过县令,辞官归家,隐士的帽子就飞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质量小,他会以此炫耀;如果他想沽名钓誉,他会拿这顶帽子